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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与日元》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上]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778论文在线整理  发布时间:2007-5-14 0:27:24


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作者:[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50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80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对日本在贸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释——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整个美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广大不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产业部类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1973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20年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研讨了1985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1992年美国的信贷危机,以及1992—1995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增减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1—I略)。到1997年初,1美元甚至只能兑换120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年中至1997年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11章符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作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1971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1995年夏天威胁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 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7章、第9章对此将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水平。

本书的许多分析都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但尚未为人所知的因果关系链条,即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 1985;Krugman1991; Henning 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A国净流入B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6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没资效率(第3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3、5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7、8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 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70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呢?

50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远高于美国(第2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年日本出门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过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机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2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极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2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 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 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度苛刻的管理障碍,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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