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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道德的对立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缪丽芳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2-12 14:19:13


摘要:本文通过对许春樵小说的作品细读,分析在他的“底层叙事”立场中所暗含的“财富”与“道德”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及在此背后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心态,从而对作品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的解读方式。

关键词:底层叙事;类型化;财富;道德

许春樵小说一向被人认为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并将其置于严峻的环境考验之下,时时追问对于道德是坚守还是妥协这个问题,从而勾勒出人类灵魂蜕变的轨迹。笔者在阅读其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底层叙事”往往陷入一种财富与道德对立的逻辑之中,这一叙事本身也许并没有达到一些批评家们所期许的那种高度。

在许春樵的小说中,这是一个只有“穷人”与“富人”的世界。他热衷于描写社会上这两类人的差别悬殊:“上海是一座对外国人和有钱人开放的城市,港台明星、外商巨贾、大款小秘们都来了,他们在‘汤臣一品买均价三千万一套的房子,居然轻松得就象买均价三毛钱一根的黄瓜。那些钱多得成了累赘的富豪们往黄浦江边一站,博士们都别想凑在他们身边喘气。”[1]这样的比较在他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房产、婚姻、甚至是睡觉的时间都被用来比较以揭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然而,这种描写似乎成为一种惯性,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到《屋顶上空的爱情》一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富差异甚至会发展出一种仇恨心理,在《放下武器》中他写到:“穷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杀富复仇的渴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出车祸死于非命,巷口里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领导干部被杀或被枪毙的新闻时,他们的脸都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2]许春樵的这种叙述似乎更想说明的是仇富是被逼无奈,而且具有合理性,因为只要是富人,几乎总是“为富不仁”的,他以穷富为界限,为双方贴上了道德与否的标签,而这种标签甚至可以为一些极端的想法免罪。

这种写作立场势必导致人物类型描写的模式化和脸谱化。以《屋顶上空的爱情》为例,首先登场的富人是蛮不讲理、无赖嚣张的温州皮具商人,对这个人物极具特征意味的描述是:“手腕上的金链粗如麻绳”、“笨重的脑袋”,他最富有特点的一句话是:“你知道莎莎值多少钱吗?六十万从德国买来的,汽车轧死一个人才赔二十万。”[3]第二个出场的富人是江淮文化公司经理赵恒,对于赵恒的第一次登场描述为:“当过送水工,卖过鱼,干过最辉煌的事业是在火车站倒卖火车票三年一次都没被抓过,后来跟一个书商后面跑了两年发行,没赚到钱,却赚了一个老婆,他把书商表妹哄到了自己床上,结婚后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4]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总结说,许春樵笔下的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富有而没有任何教养进而没有道德,他们必定从事的是暴利行业、钱财来路不正,其次是不学无术、人格低劣、气焰嚣张,第三是随时随地都在伤害着弱势人群——穷人的尊严,而他们的暴富又加重了穷人的贫困。

这样的富人形象在《放下武器》中有“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的耿伟强,开“红磨坊”的赵全福,房地产开发商万源,在《酒楼》中,则有哥哥齐立功、齐立德。这些形象就像是被限制于固定的框架之内,没有延伸和深挖的可能性,显出类型化、平面化的倾向,类似于演出中的道具,只要是需要富人登场,这样的形象就被制造出来。初读许春樵的作品,会被穷人处于赤贫状态时那种困窘和羞愧所震撼,彷佛贫穷是一种罪恶,然而当反复阅读的时候才会蓦然发现,许春樵真正想要说的是“有钱”才是原罪,有钱与粗俗、平庸等一系列名词有着天然的因果联系,他似乎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如果想要致富,除了“玩坑蒙拐骗”别无他路。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狭隘的视角,因为许春樵笔下的暴发户毕竟只代表了一部人有钱人,正直、智慧、有修养的企业家也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许春樵笔下的富人只能是这样一种形象?

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所谓富人都是暴发户,于是形成了一种“富人尽皆如此”的印象,这样的富人形象成了固定的模式,第二种可能是唯有将富人塑造成这种形象,作者才能让他的主人公——穷人占领道德高地。当“有钱”与“灵魂堕落”画上等号,当“贫穷”与“高尚”理所当然的成为一体的时候,种种可恶秉性如原罪般烙印在有钱人的身上,赤贫就获得了“高贵”的称号,从而这个有罪的欲望的物质世界始终对作为一个高尚纯洁的精神富有者的灵魂进行着伤害,从而在一系列道德困境的选择中更显出了这个灵魂无与伦比的高贵。

短篇小说《城里的月光》是这样开头的:“城市里到处闪烁着欲壑难填和情绪暧昧的灯光,城市里没有月光。”[5]小说《屋顶上空的爱情》开篇写道:“夜幕降临,黄浦江两岸的灯光像遭遇了猝不及防的病毒一样,刹那间全亮了。霓虹灯川流不息地蹦跳着欲壑难填的城市欲望,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光影在郑凡的视线里跌宕起伏层出不穷。”与富人被烙上原罪的印记一样,在许春樵的小说里,城市就是“罪恶巴比伦”,而农村却始终是他的“桃花源”:“池塘注满了春水,几棵老柳树歪着脖子将一些柔弱的枝条倾向水面,于是,刚出壳的黄雏小鸭很幼稚地在水里追逐一些虚幻的影子”(《季节的景象》)。许春樵抱着对城市化的拒斥,保留着对乡村美好生活的遥远想象,他对富人、城市近乎憎恨,这个情感在他的创作中至始至终没有改变过,以至于他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富人和城市,在他的小说里,富人和城市始终不像穷人的世界那样具有深入而感人的質地,而是显得简单粗糙,千篇一律。

相比于“穷人”这个群体,许春樵小说其实更关心的是“穷知识分子”的命运。《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郑凡、《放下武器》中的“我”、《酒楼》中的齐立言,都是有知识有文化却在贫困中忍受着煎熬的“穷知识分子”的典型,三部小说中都写到他们住在一个类似于贫民窟的地方,如“猪圈”一样的出租房生活的种种感受。小说作者想要揭示的社会不公不仅仅只存在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那种差距,更在于“穷知识分子”和“富人”之间的巨大差别。

穷人想改变命运,并希望“知识”帮忙,但这一机制完全失效,引发了小说作者强烈的“不公平”的感受。让许春樵感到不公平的不是贫富差距的悬殊,而是“知识改变命运”计划的破产,这个计划包含了财富、地位的获得。对于财富,许春樵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拒绝,相反,他们甚至对财富有一种饥渴的感觉,因为在主人公的世界观里,财富是解决生存必须的,同时也是尊严、力量的象征。在《屋顶上空的爱情》中,郑凡的父亲称儿子为“大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是被当做某种类似于官衔之类的称谓来听的,它闪着金色的光芒,通往一条铺满了钻石的康庄大道。郑父所赋予的“大知识分子”的意义在长期以来也统治了郑凡对此称谓的理解,而当“知识分子”和“穷”结合在一起,“功名”不仅没有带来荣华富贵反而还是让郑凡处于贫困之中的时候,郑凡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完全被打破了,为之苦苦奋斗的目标化为虚无,他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在郑凡的字典里,“穷”与“知识分子”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明显对立的,而他所处的世界却偏偏要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郑凡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掌握财富,享受生活,现代社会应该像传统社会里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掌握知识者也应该掌握社会财富,拥有高等的地位。如果做了知识分子却还是穷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合理,世界伤害了知识分子,暴發户们占有了所有的资源,这种认识潜藏着自以为是的知识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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