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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博弈及再认识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汪远旺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07-8-14 8:03:25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博弈及再认识
汪远旺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命题几乎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公理。但应用到我国乡村层面上,本文认为乡村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乡村政治发展,国家政权应是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乡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 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政治发展     博弈


乡村经济建设和乡村政治建设是当代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当然包括实现乡村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但在这过程中,对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国内学界流行看法是乡村经济发展是乡村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认为不然,通过初步探讨,本文发现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众多博弈。
一、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内涵。
乡村经济发展是指乡村社会经济各方面由低级到高级,由欠发达到发达的变化过程,它反映了整个乡村的经济风貌,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现代化,根本宗旨是达到全村村民的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乡村经济发展包括以下方面的衡量指标:一是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的状况;二是村民健康指数和人口素质状况;三是乡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状况;四是生态经济角度下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乡村经济发展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乡村政治发展是乡村政权组织为实现乡村社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过程,它可以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基层政权组织机构、制度的完善以及政策的调适;其二是政权组织活动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 。乡村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政治一体化,从而促进政治体系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乡村政权组织渗透到基层社会,具有统摄乡村社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能力,使乡村基层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统一进程中 。
二、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博弈。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发展政治首先的发展经济。我国的学术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此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步调出现许多相悖的地方,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就导致政治发展,这一点在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中尤为突出,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间出现了许多博弈。
(一)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优先权的博弈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而我国又是个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大国,总人口中的9亿住在农村。因此,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贫困和落后更主要体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贫困和落后乡村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双重任务时,便出现了谁优先发展的博弈。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毫无疑问是优先发展经济,然后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地经济是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的,贫困乡村地区也失去了原有的政策保护,这样势必造成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在我国就体现为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而贫困地区只会越来越穷,经济总体呈发展趋势但也是差距拉大的过程。在这样的乡村经济基础上发展乡村政治,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优先权的博弈不容忽视。
(二)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目标的博弈
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我国学者李敬将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以苏南地区为代表;二是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以温州地区为代表;三是低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代表。国内很多农村地区在改革进程中都效仿前两种模式,下文将指出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目标的相悖之处。
1.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民主化目标的博弈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以苏南模式为代表,这一模式典型特征是公有化程度非常高,集体经济强大,并通过强大的集体经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实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以充分整合乡村社区的资源为发展乡村经济所用;二是可以在集体统一步调下发展经济,避免了因个体分散化而导致的内耗。但某方面的优势恰恰也是某方面的劣势,高度集体化在带来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造成过度集体化。我国目前乡村集体经济是和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分不开的,村支部、村委会几乎构成了乡村集体企业的直接领导机构和事实上的管理机构。在这种政治、经济合一的体制下,高度的集体经济很容易会导致政治集权,极大地限制了村民的经济自主和政治自由。这显然与乡村政治发展中的高度民主化的、高度互动的村级自治组织目标相违背。
2.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与提高乡村基层政权控制力的博弈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这一模式典型特征是私营经济十分强大,且经营分散,重视独立自主并通过与市场的对接走上工业化道路。实行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也有两优点:一是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企业有高度的自主权,迎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经营分散,更具灵活性,避免了大型企业组织的弊端,从而开创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局面。但这一模式过分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我国乡村政治的发展极为不利。乡村政治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乡村政权组织渗透到基层社会,具有统摄乡村社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能力,而高度分散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引发个体经济迷信,政治冷漠,不积极参与乡村政治互动,导致了乡村政治控制功能弱化,阻碍了乡村政治发展。
(三) 村民的“经济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的博弈
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要促进乡村政治的民主化,使村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就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村民自治出现后,就产生了村民的“经济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且这两种角色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
1.村民经济观念与村民政治观念的博弈
村民的“政治人”角色是伴随着我国推行的村民自治的创举而出现的,在此之前,“政治人”角色对村民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但是村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经济人”,贯穿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因为村民的生存、致富不可能摆脱经济关系。由于我国乡村经济贫困的背景,以及毫无政治观念传统,实用主义哲学在乡村社会中更为突出,即村民在理性选择下,更加偏好能够为其带来直接利益的经济行为,而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漠不关心,使乡村政治发展受到了观念上障碍。

2.个人经济理性引发的个人政治理性与集体政治理性的博弈
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村民在经济领域中,依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理性在乡村政治领域也会引发村民利用“政治人”身份及掌握的政治资源追求个人政治利益最大化,且易导致基层政权组织滋生腐败现象。乡村政治的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整个乡村福利最大化。但由于我国乡村村民总体素质偏低,以及经济理性的惯性,便引发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因此,乡村政治发展中需要协调好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
3.乡村经济权威理念与乡村政治权威理念的博弈
所谓乡村经济权威理念就是指村民的经济至上的观念,具体体现为村民对经济能人的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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