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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行为规律及其理论进展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胡磊,刘胜男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1-19 14:44:07


制显著地阻碍人口迁入北美国家。Mayda[13]分析发现,当迁入国家的移民法律变得更少有限制性时,拉力因素的正向作用更加强烈且推力因素的负向作用也会显现。Ortega和Peri[14]发现,对国际移民起管制作用的法律的收紧(Tightening)能快速和显著地减少人口迁移。

此外,还有学者证实了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语言多样性)[22]、社会制度(户口)[16]、社会心理因素(个人风险态度)[23]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3劳动力迁移的经济理论

由于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人口迁移问题引起了经济学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出现了不少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且很多都是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展开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者Lewis[24]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Fei和Gustav. Ranis[25]对 Lewis的模型进行改进,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Todaro[26]则进一步指出上述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能够充分就业这一假设的缺陷,引入就业概率变量,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做出的,其主要依据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

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以Stark的研究为代表,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迁移中规避风险的重要性[27]。Stark等分析了移民家庭的汇款对农村的收入分布和福利的影响[28]、家庭中的相对剥夺动机在家庭成员迁移中的重要作用[29]。并且,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是克服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的一种重要途径[30]。不少学者还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以外的因素,例如,Grogger和Hanson[21]利用一个收入最大化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国际迁移中教育程度的正向选择作用和劳动力技能带来的回报的正向分类作用。随后,Ortega和 Peri[30]考虑到移民和非移民之间未被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性,对Grogger和Hanson提出的对迁入国家的迁移选择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80-2006年15个OECD国家的移民数据证实了人均收入和移民管制法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4人口二次迁移与回归迁移研究

人口二次迁移又称为再迁移,是指个体初次迁移后又进行了一次或多次迁移,再迁移通常包括回归迁移和循环迁移两种形式,前者一般指从家乡迁出后经过一次迁移而永久性地回到家乡,后者通常指个体在家乡和另一個地区之间往复迁移。

回归迁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会遇到的现象。例如Piracha和Vadean[31]发现,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在1990-2005年之间由迁移国返回本国。Vatn[32]发现另一个经历大规模回归迁移的国家是埃及,而且发现其迁移通常是临时性的。显然,不同国家的回归迁移特征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回迁率较高,而另一些国家回迁率较低。 Gundel和Peters[33]在研究德国永久性迁移和回归迁移的决定因素时指出了这种异质性,他们发现来自与德国有自由劳动协议的国家的移民更有可能回迁。此外,他们还发现,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的回归迁移倾向较低。并且,回归者在年龄、性别或技能等方面的特征也有所区别。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对拥有熟练技术和特定职业移民人群进行了一些研究[34-36]。进一步地,Gibson和McKenzie[37]观察到,来自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地区的高技能移民中有25%~30%会返回原籍国。

Newbold和Liaw[38]研究发现,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的人口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Cassarino[39] 认为,个体的准备程度(preparedness)和调动资源(resource mobilization)的能力共同决定了是否回迁到出生国家。近期有些欧洲学者研究了人口向乡村迁移的问题。Stockdale等[40]发现,童年记忆能够解释北爱尔兰的中年人口为什么迁移到乡村,并且指出,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发生迁移的影响因素是变化的,早期生命阶段的体验对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而且,迁移者怀有对未来生命阶段的期望和愿望。随后,Stockdale[41]调查发现,英国超过70%的人口在生命历程中多次迁移,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或在乡村之间迁移。Lindstrom [42]研究发现,回迁国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是回迁的一项额外成本,会阻碍移民的回迁行为。Predojevic-Despic 等[43]从微观方面对回迁者进行研究发现,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家庭原因如子女教育问题和照顾父母的需要等,也会阻碍回迁行为的发生。另外,他们还发现,跨国企业家往往会在国外学习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后返回家乡,利用家乡廉价的劳动力创业。Kaczmarczyk等[44]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回归移民的规模:经济危机会导致短期移民(留在国外不到1个月)规模减小,但长期移民规模基本不变。另外,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和靠近大城市的地区返乡移民的比例较低。对返乡者统计发现,返乡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大部分是返回乡村而不是城市。

此外,国际移民的心理状况受到关注,Lonnqvist等[45]发现,俄罗斯到芬兰的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先上升后保持稳定,自尊则持续下降。Vathi [46]指出,归属感对是否回迁到家乡存在一定的影响。

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较少,多是对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检验和拓展。研究主题相对比较集中,焦点在于人口迁移的特征、模式、原因和影响因素。

2.1人口迁移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一些学者对人口迁移的人口结构、特点、方式和主要原因进行了总结。顾朝林等[47]在20世纪末对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和昆山等大中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迁移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途径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因素,家庭迁移已较单身迁移更为普遍。翟振武等[48]根据2006 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冯健和周一星[49]利用千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居住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特大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的特征和模式。还有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对迁移人口的空间网络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50]。

2.2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最为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蔡昉和王德文[53]利用“五普”数据分析发现,迁入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迁移存量、人均消费水平对人口迁移具有正向影响,迁移距离、迁出地消费水平、迁入地失业率有负向影响。马伟等[54] 利用1987、1995、2005全国1%抽样调查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火车交通时间)对迁移有正向影响。万方和周茜[57]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分析发现,经济、人口规模、距离对迁移有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职业呈现迁移地的聚集性。王秀芝[62]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研究发现,地区收入差距、迁出地失业率对迁移有正向影响,迁入地失业率、距离、相对城镇化率对迁移有负向影响。不过,王春超[64]利用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发挥重要作用。原新等[67]对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外来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郝睿等[70]采用计算机模拟发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迁入地数量、距离有对迁移存在负向影响,迁出与迁入地人口数量、人均粮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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