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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到迷茫——中国流行歌曲20年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778论文在线  来源:778论文在线  发布时间:2006-10-4 1:50:05



那时候到处是高音喇叭,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磁带、没有录音机。喇叭声从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传来,强大,嘹亮。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个总是传出决议、社论、讣告、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它们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百听不厌。大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国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那些因为政治斗争,因为不够革命,或者仅仅因为爱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大人们克服了戏曲的障碍,一遍遍去观赏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湿透了一张张手绢,湿透了中国的一家家电影院。就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么可耻的东西了。 

  80年代——一个电影插曲的时代在新的电影中伸延。半导体和晶体管,薄膜唱片和电唱机,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收音机前,听着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听着《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处流淌,它们歌唱着生活的甜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甜蜜,不关涉具体,也与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生活无关。别种滋味的歌是借着电影剧情出现的:《知音》、《雁南飞》、《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泪花流》、《妈妈教给我一首歌》。与之同时,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听台湾歌,喇叭裤戴着不撕商标的太阳镜、提着最时髦的录音机,骑着车或者成群结伙地呼啸而过,把邓丽君和张帝的歌声一路洒在大街上。大人们望着他们的背影说:这些个小青年,这些个阿飞。 

  是的,这些个阿飞。中国人开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极左时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着。在核心的意识形态里,除非辅之以革命、事业等崇高内容,否则世俗情感、谈情说爱、个人悲喜,都是低级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现。邓丽君、张帝、刘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赏者自己,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邓丽君唱的是黄色小调,张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着“黄”。不久,李谷一唱《乡恋》用了气声,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又柔又绵,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评者听出了那声音里的“黄”。 

  这是中国歌曲历史上的“电影插曲时代”,又是一个“中间腔时代”——这一时代的“唱将”,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刘诗召、王立平、付林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样,都是名门正派、正统出身,却共有一种向世俗情感过渡的倾向。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渐渐退出主流,听众喜好的对象,是那些美声中带点自然色的歌手,这是80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欢迎者的共同特征。很明显,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从解禁时代的王昆、郭兰英、黄婉秋向李谷一的变化,从李谷一向朱逢博—郑绪岚—沈小岑—苏小明的变化,从男女声二重唱两个时代的代表——张振富、耿莲凤向王洁实、谢莉斯的变化,看到美声、民族唱法的逐渐下移。甚至,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请来的两位香港明星——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是两个“中间腔”——奚是民歌“中间腔”,张是流行“中间腔”。“中间腔”流行的背后,有意识形态的保守在暗中支配着。此时,一方面意识形态从高调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识仍在起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整个大众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价值中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反映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则被视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种心理障碍。这时,大众意识处于一种政治中庸状态。 

  稍后,台湾校园歌曲一下子流行了,《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浪》、《踏着夕阳归去》,它们被“中间腔”广为翻唱,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与正统价值无伤。“中间腔时期”的压轴大戏由唱着《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完成:它终于脱离电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专辑的概念;主题背景虽然不脱国家、集体、事业,但抒情角度却充满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声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松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声的底线,它伴随着批判,也伴随着欢迎。 

  积极、健康、正面等观念支配着歌声审美的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左右,此前歌坛千变万变,好嗓子的观念一直不变,始终以清亮、纯正为第一美学特征。 

  是1983年还是1984年?一个叫程琳的孩子出来了,稍后,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来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无邪的,“小螺号,嘀嘀地吹”,“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同时她们会唱邓丽君。在童稚的掩护下,邓丽君公开化了。没有美声血统的流行唱法登场。不是出身于正统的学院派,而是一批社会青年,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磁带风行,走穴风行,模仿港台歌曲风行,“翻唱歌曲时期”全面降临。张行弹着吉他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麻烦”,因为爱不能分享,因为你比她“迟到”。哗,300万盒销量;哗,吉他成百倍地狂销;哗,吉他班在城市里铺天盖地。谈情说爱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再是淫声浪语。各种新星不知都从哪里冒出来,都唱着港台歌,都有人买账。1985年,美国40多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联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湾60位歌星联唱《明天会更好》,中国一位磁带编辑说:他们能做60名,我们能做100名,献给世界和平年! 

  100名歌星,说聚就聚,还有很多没参加的,想想看,中国的歌星有多多吧。《让世界充满爱》,100名歌星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