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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为何是伦理学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1-9 14:13:03


为,这个自身意识中尚没有自我的介入,它是在被动综合意义上的自身意识。列维纳斯在这里用饱含诗意的语言描绘了自身意识的被动性:“一如那永恒流逝的时间,使我年华老去却无待我之介入。”[5]95 
  然而,反思性的意向意识总是试图去“照亮”这种非反思性的自身意识,将它主题化并且对之进行把握。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将自身意识视为一种含混不清、有待提升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列维纳斯要问的是,自身意识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它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列维纳斯看来,自身意识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不安意识(mauvaise conscience)。“它没有意向,没有目标,没有在世界之镜中进行沉思、安心定居的人物角色的保护性面具。它没有名字、没有地位、没有头衔。它是害怕在场的在场。”[5]96它作为一种纯粹绵延,蹑手蹑脚、战战兢兢。它还没有被赋予任何东西,它还不是“什么”,它没有犯罪却被指控,它还处于“大地上的异乡人”的状态。而它之所以是这样一种不安意识,按照列维纳斯,是因为它必须要为它的在场本身负责,必须对它存在的权利作出回应与辩护。它不是像反思的意识那样直接进入世界,用轻率的目光探索世界,而是它本身成为了问题。也就是说,已经在存在中肯定、巩固自己的自我,对他的存在发生了动摇与质疑。此时,自我甚至认为自己是可憎的。 
  为什么这种非反思的伴随意识必须对它存在的权利作出回应?按照列维纳斯,这是因为我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已经是对他人位置的侵占。“我对这其他的人已经施以压迫或使之饥馑,已经将之驱赶到第三个世界中了。”[5]97所以,对于我的存在有可能造成的暴力的害怕总是从那种奋争——自我持存的奋争——的背后重新升起。而这种害怕,列维纳斯指出,由他者的面容所引起。 
  三、他者的面容 
  按照常识的理解,他者的面容(le visage)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一张“脸”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何列维纳斯认为“这张脸”能引起我的不安意识? 
  这是因为列维纳斯所言的面容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外表,更是有所表达、有所展露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面容是对胡塞尔“现象”概念的突破。根据胡塞尔,“现象”是“显现与显现者的统一”,显现与显现者之间有着坚实的相关性,前者在显现的过程中占支配性地位。即显现者总是通过主体的意识活动才能够显现。由此,我思及其意向相关项就是一切。在这种彻底的主体主义的现象理解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外在性、他异性。列维纳斯正是在这里突破胡塞尔的“现象”概念:他将事物的“自身显示”与事物通过我的意识的“显现”严格分开,认为只有以后一种方式显现的事物才是“现象”。而面容是自身显示,“面容通过其拒绝被包含而呈现出来”[2]178,在这个意义上,面容不是现象,而是纯粹的外在性。 
  面容之所以能够自身显示,是因为“(据其自身的)显示就在于向我们言说自身,就在于独立于我们可能会对它采取的任何立场而自身表达”[2]37。它自身就是光的源头,它在自身之光中显示自身[9]86。即,因为面容在“自身表达”,所以面容“自身显示”。面容总是穿透、拆解它提供出来的各种形式,不断地在当下表达自身、向他人示意。“他者(l’autre)之切近就是面容之有所表示(signifiance),面容从一开始就超出那些可塑的形式之外,并以此方式而进行表示(signifiant),而那些可塑的形式就像它们在感知中的在场的面具那样不停地遮盖面容。面容则不停地穿透这些形式”[5]98。 
  面容表达的是什么?是他者的脆弱性、会死性(mortalité)。“在(面容的)所有特殊的表达(expression)之前,在任何特殊的表达底下,存在着表达本身的赤裸和贫乏(pauvirté),就是说,极端的展露,无抵抗,脆弱性(vulnérabilité)本身。”[5]98这就是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真正想要说出的东西:在他者的面容中,表达着他者的脆弱性、会死性本身。而这个会死性对他者来说是不可见的,因为人永远无法经验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来自一个时刻,对于这个时刻,我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能将我的权力施诸其上。”[2]223他者的面容就暴露在这种死亡之中:“(这率直是)向不可见的死亡展露的率直,向神秘的孤独展露的率直”[5]98。 
  “我不可能绝对地掌握死亡那一时刻”[2]223,因此死亡经验的内容恰恰是由他者之死构成。死亡总是由他者承担的。于是,在与他者的面对面中,他者的死亡就召唤着我、恳求着我,呼吁着我的“回应之责”。并且,如果我无动于衷,我就成了这种死亡的同谋者。所以,是他者的面容的出现引发了我的不安意识。“伦理就发生在这种直接的视见之中”[2]前言4。然而,還需要提出的是,即使面容不是现象而是一种外在性,即使面容展露出他者的脆弱性,这一切又与我何干?我难道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吗?为何这会引发我的不安意识?在《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等后期著作中,列维纳斯通过研究“自我的前史”,试图为对他者的责任寻找根基:自我在他的“前史”中已经受到他者的无端烦扰、成为他者的“替代”,从而对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在存在论上无端的(anarchique)责任。   四、无端的责任 
  前面提到,在列维纳斯看来,自身意识的特点是“纯粹的被动性”,它是一种纯粹的绵延,摆脱了自我的所有意愿与主动性,就像是那不由自主地衰老过程或不可颠倒的时光流逝。它是自我的任何回忆都无法唤回的过去,绝对的、不可记忆的过去。而这过去对自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同化的他者。更重要的是,列维纳斯认为,恰恰是这样一种绝对的过去和被动性、他者构成了自我:“我并不是我自己的本原,我在自己中并没有我的本原”,“自我本身不能自身构成,它已经是绝对被动性的产物”[10]。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自我的“前史”,而自我对于他者的“无端的”责任就来源于此。 
  在自我的“前史”中,他者以其裸露的、脆弱的面容与我照面,但是,这面容抵制我对它的直观和主题化,对我意识权能性的正当性发出质疑,“面容拒绝占有,拒绝我的权能”[2]182。它缠绕着我,且不由我控制,我无法摆脱。即这个绝对的他者、绝对的外在性侵入了我的自我同一性,将我的自我同一性打破。这就是他者对我的烦扰,在烦扰中,我是彻底被动的。我被震创(le traumatisme)、被迫害、被拣选(élection)为必须负责任者,他者指派我、命令我对他回应、负责,而不管我是否同意。可以说,此时我与他者的关系就像是缄默于摩里雅山上的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关系,当亚伯拉罕与这个绝对他者面对面时,他接受了绝对他者的呼唤、拣选,因此,他的行动超出了对一切“一般规则”(存在的秩序、规则)的参照,他服从的是绝对的义务。 
  因此,列维纳斯提醒我们,这种对他人的责任与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自由和喜悦毫无关系,“迫害性的烦扰是与意向性相逆而行的,因而那对于诸他者的责任绝不会表示着利他的意志,或‘天然仁慈’的本能或爱。”[9]170相反,这里产生的是“受难、激情(passion)”。 
  所以,列维纳斯所言的责任既不是来源于经验主义道路上的利他本能或同情,也不是來源于理性主义道路上的自由选择与行动。因为这两条道路上的责任最终都通向自我的同一、实现和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负责,却根本没有绝对的为他人而为他人的责任。 
  我可以逃离这种他人带来的烦扰、迫害吗?在列维纳斯看来,不可以。因为他人前来烦扰的是小写的我:自己(moi),而不是大写的我(le Moi),不是那个可以普遍化的主体一般。这个小写的我、这个自己,就是当他人呼唤我的时候所指定的、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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