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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民族性的哲学反思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李博涵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0-2 9:14:35


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法律民族性的問题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法律的民族性的思考体现为对“何谓好的法律”的问题的思考;在现代,以德国著名的历史法学派思想家萨维尼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法律的来源、基础、本质、目的与一个民族的习俗、日常生活、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的生存发展相联系。马克思批评了历史法学派关于法律民族性的思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人民主体性的立场上,将民族性视作特定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实践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历史进步性意义的独特个性——开放的民族性,从而实现了对历史法学派的超越。

关键词 法律民族性 历史法学派 哲学反思

作者简介:李博涵,北京城市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237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即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又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旗帜鲜明的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意味着这种法治体系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但是在法律现代化成为了学术界的主体导向的今天,作为“现代性”的时代性在更广泛、更深层的意义上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而体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国特色的法律民族性问题在学术界长期处于一种基本无人问津的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门研究法律民族性的论文只有4篇,而且这些文章都是站在法理学的角度,针对未来的民法典的制定而展开的思考,显然法律的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在我国当前法学界是十分不充分的,而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法律民族性的问题论著基本没有,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因此,对法律民族性问题的哲学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习惯与优良的法律

人类社会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法律作为约束、调节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规范体系,最初起源于习俗。古希腊的法律大多是特定地域下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处理问题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实际就是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法律起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表明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人民有权立法,法律不是来源于法学家基于社会及人性的假设而进行的理性构造,而是大多数人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是社会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它之所以被视为法甚至是“神法”,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保证了大多数人认为的幸福:节制、正义与善良。

在古希腊的民众看来,习惯意味着“当然之则”,是一种生活之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就具有了自然法的特性。古希腊的哲人普遍主张,法律起源于自然。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自然法的拥护者,在哲人们看来,“自然”意味着事务本质的发现,意味着普遍永恒,意味着正义,在法律的意义上意味着法的合理正当性与效力。问题是,古希腊的哲人是否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传统生活方式的习惯是“自然”。

柏拉图在《米诺斯》中专注探讨何谓法律?他认为苏格拉底对法律的定义意味着:“法律只能是发现事物的本质的努力,因此法是不断变化的。根据第一种观点,人类可以成为拥有法律所涉及事物的全部知识的专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对此无知。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解决这个难题:人不可能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必定对此有所了解。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陈述这个根本性的难题:法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有一种法律。法律必须应个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因此是无穷尽地的多。如果你接受第二种观点,就会得此结论:尽管就人类、正义、狗而言,唯一(唯一的人类、正义和狗)比许多(众多人类个体、不同的正义和狗)更加高贵;但法律而言,唯一(普遍规律)不如多样性(给每一个人适当的食物和劳作)高贵。实际上,唯一的存在是一种欺骗”。

柏拉图在这里传达了这样的智慧:法律只能是人类发现事物本质的努力,而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面对“自然”时所得到的永远是“无知之知”,自然的发现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在理想的哲学的意义上,对普遍规律、永恒价值、唯一原则的追求是最有意义的;但从现实的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唯一的法律、普世的法律追求是一种欺骗,法律往往只能是某些人类基于众人多样性需求的表达,或者说法律必须是民众意志愿望的表达,这些民众的“意见”,虽然在体现真正“自然”方面是不高贵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法律必须包含民众的“意见”,法律必须包括民族习惯,自然法在现实的意义上必须是习惯法。

柏拉图在其著作《法义》中,就“何谓好的法律”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对话,对话的参者有三个人,一位是雅典异乡人,实际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一位是克里特长者,一位是斯巴达的长者,他们都以坚持传统习惯而著称,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讲就是民众“意见”的捍卫者。

长者们认为,最古老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因为最古老的法律是神创造的法律。克里特的长者据此认为,克里特的法律,是古老的法律,因为它是由宙斯创制的,所以,也是最好的法律。作为哲人的雅典人追问,宙斯如何创制法律?克里特长者说,克里特的法律是宙斯指导自己的儿子米诺斯创制的,也就是说是由神的儿子创制的。但是这种最古老的神法的真实可靠性何在?特里特长者说这一说法来自诗人荷马。但在对话中雅典哲人用事实证明诗人荷马的诚实性是不可靠的,这样神法的真实性就变得没有依据。接着雅典哲人以现代哲人所缺乏的极为克制、谨慎的语气对对一条推定为真、并且允许批评的克里特与斯巴达的法律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这条法律——关于城邦中同性恋盛行的法律的有限性与不合理性。哲人的目的是促使代表民众意见的习惯法的捍卫者思考,最好的法律真的来自神?习惯法真的是最好的法律,它是否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实际上苏格拉底真正用意是不同意最好的法律是最古老的神法,因为这无法得到证实;古老的习惯法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自然法。最古老的法律是一种关于城邦事物的意见,是某些人类理性行为的结果,它经常相互矛盾,而且经常是低俗甚至是不正义的,这起源于某些人类理性的缺陷、智慧的不足。

什么是最好的法律?严格来讲,最好的法律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但人类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永远也不能发现这种永恒的普遍的法律。所以,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最具智慧的哲人所认定的最好法律是,“试图发现事物的本质”。 这种试图发现自然的努力表明,最好的法律是优良的、稳定的有生命力的法律,它只能在习惯、城邦意见当中去追求事物的本质,这样的法律体现了古希腊法律的永恒精神——中庸,即哲人之自然与城邦之习惯的平衡,在平衡统一中体现出“自然正义”,对人人都适合,是每个人各尽其性,各尽其职。

如何制定出优良的法律呢?最优秀的立法者,应当是城邦事物最优秀的仲裁者,他在制定优良的法律时,必须照顾到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及追求,哲人与非哲人、精英与大众、少数与多数的意志的平衡,所以,最优秀的立法者“严格受制于他所为之立法的民众的品行、传统、风土、经济状况诸因素。立法者对法律的选择通常是在主观意愿与环境所允许的限度之间寻找折衷之点。要巧妙的找到这一点,立法者必须首先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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