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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的悲剧“净化”说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邓秋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4-1-16 15:01:44


 【摘要】《诗学》作为西方最早的具有科学系统性的有关美学的著作之一,其作者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艺思想界也发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悲剧“净化”说和悲剧主角“过失”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本文将以萨特的境遇剧《死无葬身之地》为例,浅谈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的“净化”说,探讨其对于分析现代作品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净化”说;怜悯和恐惧;境遇剧;《死无葬身之地》;主角和观众

   
    《诗学》第六章悲剧定义中最后一句话是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这里所说的“净化”,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美感著名论断的概括,旨在借悲剧中模仿的人的生活中的行为而引起观看者的怜悯和恐惧的感情,从而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然而,“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怜悯和恐惧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未得到圆满解决,使欧洲人的智力显得似乎不是那么发达。‘怜悯和恐惧’ 这短短两个词一直成为学术的竞技场,许许多多著名学者都要在这里来试一试自己的技巧和本领,然而历来都只是一片混乱。”尽管如此,作为西方文学的开创式理论,在分析现代作家的悲剧作品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其中的局限性。

    境遇剧《死无葬身之地》为二十世纪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萨特的作品,萨特将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引入文学作品中,以文学创作宣传其哲学思想,萨特戏剧中人物的境遇,其实就是他的哲学著作中的人类的境遇,这部《死无葬身之地》是对其“自由”理念的阐释。

    本剧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剧中的五个游击队员面临的不是硝烟四起的战场,而是要在暗无光日的牢房中忍受着敌人酷刑的摧残、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压力,从而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剧中主要围绕五个游击队员与法奸(与德寇合作分子)之间的较量而展开,五位游击队员因指挥官的盲目指挥,战斗失败而被捕入狱,法奸对他们实行逼供以让他们供出游击队队长的下落,然而他们面对严刑拷打仍坚守秘密。索比埃在法奸的折磨下难以忍受,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跳楼自杀;年幼的弗朗索瓦目睹了索比埃的自杀,姐姐吕茜遭到敌人的强奸心中非常痛苦而内心发生动摇,最后被战友掐死;除了队长若望被释放外,其他人都被枪毙。虽然悲剧的结局早已注定,但最后他们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成为了英雄。萨特的境遇剧《死无葬身之地》为我们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特的境遇,无论结局如何,剧中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这个境遇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谈“净化”说时,不能忽略其中的两个心理前提:怜悯和恐惧。高乃依在《论悲剧》中认为怜悯和恐惧是相互独立的感情,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单独产生悲剧效果;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强调两者间的关系,认为恐惧是怜悯的一个组成部分,悲剧在激起怜悯的时候也激起了恐惧;拜沃特则认为两者都是悲剧主人公,跟我们毫无关系,且怜悯比恐惧更重要。柏拉图也因为悲剧激起怜悯这种应当被压制而不应当培养的毫无价值的感情,而将悲剧诗人驱逐出了他的理想国。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朱光潜先生从心理学角度认为怜悯不是广义上的同情,而是专指具有和别人同样的痛苦的感觉、情绪和感情,其基本成分是爱和惋惜。恐惧也不是生活意义中的恐怖,它可以引起心理的震撼与惊奇。这种分析是颇为精到的。

    最初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悲剧人物时说道“不应让好人由福转祸,因为这种情节结构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只能引起反感”,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在《死无葬身之地》中,五位游击队员作为与恶势力斗争的正义一方,我们暂且将他们称为“好人”,他们本在战场上执行他们的任务,却突然被抓住,陷入危险的境地,在狱中惨遭凌辱,如果说五位游击队员惨遭迫害的场面不能让正义的观众产生怜悯,那只能说明观众没有道德感,(当然,这部剧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如果是法奸或敌寇看到,可能不会产生类似的情感,我们暂且不谈这一情况)。观众之所以会对他们的境遇产生怜悯,一方面是因为五位游击队员是正义的一方,观众对他们有“爱”,另一方面,游击队员们因为指挥不当而被捕入狱,最后都以死结局,难免会让观众感到“惋惜”,观众能从中体会到游击队员们的感觉、情绪和感情。所以,从这部剧中,我们看到好人由福转祸是可以引起怜悯的。

    关于恐惧,柏拉图在谈悲剧时并没有过多介绍,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悲剧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然而,恐惧也不是生活意义中的恐怖,我们面对游击队员遭到酷刑的时候,单纯看酷刑本身,可能产生的是恐怖和害怕,但是如果我们从游击队员受酷刑却始终不愿说出秘密的英雄气概来看,我们会感到一种振奋,“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观众在充满恐惧之后,又会对游击队员的英勇不屈感到振奋鼓舞,因此,让人意志消沉绝不是悲剧的目的,其真正目的是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思索,从而更坚强。另外,一些研究者们认为我们是因为怕自己会遭到类似不幸而感到恐惧,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毕竟,《死无葬身之地》中五位游击队员的遭遇我们是不太可能遇到的。就悲剧所引发的情感多样性而论,亚里士多德将情感主要归结为“怜悯与恐惧”两种,这样做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却无法涵盖悲剧引发多种情感反应的事实,悲剧是一门表现多种苦难的复杂艺术,通常会引发多种悲剧情感,所以那种将悲剧情感仅限于“怜悯与恐惧”的论断,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

    “净化”是一种隐喻,表示悲剧意义上的情感宣泄与净化过程。美学史上主要有两种阐释,“一是‘宣泄说’,主要是从生理、病理角度认为悲剧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是以毒攻毒,使同样的病态情感得到无害而愉快的宣泄,从而达到情感与心理的平衡。

    二是‘陶冶说’,主要是从‘涤罪’等宗教、道德意义上,认为悲剧可以净化怜悯与恐惧之情中的痛苦,涤除我们情感中不洁的成分,帮助我们形成合乎美德要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心灵的陶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同情,是观众与悲剧主人公达成的一种爱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心理基础是“同感”。因此,悲剧“净化”离不开悲剧主角和观众双方的参与。

    但是亚里士多德往往流露出他的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诗学》一三章里,他所定的悲剧主角的条件之一是“享有盛名的境遇很好的人,例如伊底普斯,提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这样家族的名人”。实际情况是否如他所说,只有名人或大英雄才能成为悲剧的主角呢?以《死无葬身之地》为例,把剧中的五位游击队员放到设定的二战历史背景下,他们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抵御敌寇战士中的五个普通战士,但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他们的经历仍然使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甚至振奋;“对于欣赏悲剧的观众,也不能是庸庸碌碌的小市民,他不必担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去扭转乾坤,但他必须有宽广的胸怀和深沉的爱心,他应该能对人世的苦难唤起同情和焦虑,能对邪恶和污浊施之鄙弃。倘若观众思想麻木,感觉迟钝,对真、善、美、假、恶、丑漠然视之,那么,再有震撼力的悲剧对于他们也无异于对牛弹琴”,这段话的意思为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观众,理想的观众应该是既能分享审美对象的生活,又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虽然在现代,人人都有审美的权利,但是笔者仍然十分赞同以上观点,完全不能理解悲剧主角的情境,置身事外或是完全投入剧中不能抽身都不能成为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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