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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逻各斯、定义与自然演绎系统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朱建平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4-1-16 14:45:27


     [摘 要]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随着现代逻辑的诞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显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他的逻辑学说的研究热情有明显的减弱。论文借鉴当代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最新成果,以逻辑与逻各斯的关系,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地位,以及三段论系统的解释为切入点,就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起源、逻辑理论构成和逻辑系统的解释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逻各斯;定义;自然演绎系统

     

    一、逻辑与逻各斯:亚里士多德

    构造三段论的动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提供了哲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但是亚里士多德构造逻辑学有没有更切近的动机?更具体地说,三段论这一逻辑系统与亚里士多德所处时代的哲学有没有一种更密切的关联?能否给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一种更具历史性和指向性的解释?约翰 伍德和安德鲁 欧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将亚里士多德创造逻辑学的动机与当时古代希腊的逻各斯思潮联系起来,从而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回答。 [1]

    希腊理智革命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们发现了新的探索和证明的方法,这一新的方法称为逻各斯。

    逻各斯原初的含义是“话语”,后来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又被理解为“一切变化过程的终极原理”和“宇宙秩序”,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逻各斯被解释为“理性的力量和原则”。因而,逻各斯一方面代表管辖一切自然的法则和规则,同时又代表了一种推理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这些法则和规则得以发现。这一新的推理方法是从物理学中发源出来的,它以宇宙论为桥梁,随后逐渐渗透影响到所有的知识领域。作为一种理性的力量,逻各斯一度曾给希腊社会带来极大的活力。然而,在伍德和欧文看来,由于逻各斯词义固有的含糊性,由于怀疑论思想家和智者对这种新的思维方法不加限定的使用,逻各斯逐渐因丧失确定性而沦为诡辩家和各种非理性哲学思潮的工具。这一点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学说中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哲学凭借着似是而非的古怪推论,毫无顾忌地“论证着”世界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和不完美性。而智者的玩弄悖论、遁词和诡辩,使依靠逻辑论证的推理的理性力量荡然无存,从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象征理性力量的逻各斯在他们这里退化为对科学和常识的一种威胁。不久逻各斯就被视为一种理智的耻辱而遭到唾弃。

    具体地说,伍德和欧文认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以及普罗塔格拉斯和高尔基斯的论证敞开了滥用歧义的恶习。例如,赫拉克利特的模棱两可典型地呈现为:如果 v 在一种意义上是 ,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非 ,那么 v 既是 又是非 。而巴门尼德的模棱两可典型地呈现为:如果 v 在一种意义上是 ,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非 ,那么 v 既不是又不是非 。[2] 29

    这表明对赫拉克利特而言,世界最终证明是彻底不一致的(或如现代逻辑学家所说的,绝对的不一致),而对巴门尼德来说,世界最终证明是彻底不确定的(或如现代逻辑学家所说的是无真值的)。

    沿着这一线索,伍德和欧文考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滥用理性的逻各斯思潮的反应。亚里士多德有大量的关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逻各斯一直在否定经验世界的实在性和语言的有意义性。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苏格拉底试图用定义而柏拉图试图用形式来消解这种病态的哲学。然而,可能是在《巴门尼德篇》中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柏拉图理论的重大失误,于是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过了这一问题:如何能够使逻各斯收敛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创造和使用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既是一门推理和论证的技术和方法。

    同时它也提供了哲学进步的技术和方法。具体地说,因为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生来具有求知的欲望)的人,但理性作为一种能力并不能保证它的认知活动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比如人们可以做出错误的推理,做出不正确的划分和定义。它需要克服它的不确定性,而逻辑通过制定出一系列的规则,使我们的推演活动有所遵循。其次,由于逻辑规则保证了由真前提只能推出真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证明三段论),这样逻辑便与知识联系起来。虽然逻辑并不研究实在,但逻辑能够使那些研究实在的学科能以科学有效正确的方式向前行进。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逻辑是一门科学。这样我们就不仅从论证形式而且从论证目的这两个方面限制和驯服这种无度、无节制的逻各斯。

    因为后者在论证方面漫无章法,同时它与获得真理又背道而驰。

    伍德和欧文得出的这一结论使得人们能够解释逻辑史上许多有争议和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说人们注意到《工具论》的前两篇论文《范畴篇》和《解释篇》似乎不是关于逻辑的,因为它们似乎没有涉及逻辑的概念和原理。《范畴篇》包括了一个精心阐述的类型改变的分类学,《解释篇》是关于希腊语语法理论的。在这两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歧义现象,以及由歧义而引起的演绎错误;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真正目的是消解逻各斯的病态哲学。这样人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从考察变化和歧义开始的,因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论证就是强调利用变化和歧义。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是,在对变化和歧义施之以分析之后就可以证明他们的论证是错误的。由之,亚里士多德开始他伟大的哲学变革,即对这些概念进行正确的处理。

    二、定义与三段论:
    定义是三段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吗?定义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后分析篇》和《形而上学》中用很大的篇幅探讨了定义问题。但是,定义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定义是构成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系统的一个必要条件吗?对这个问题当代逻辑史研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定义是逻辑产生的必要条件,定义理论是逻辑的永久性论题。( )定义既不是逻辑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逻辑产生的充分条件。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逻辑史学家威廉 涅尔(William Kneale)和当代逻辑学家威尔弗里德 霍奇斯(Wilfrid Hodges)。涅尔在《逻辑学的发展》中谈到柏拉图作为逻辑哲学领域内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志是:“他详细地研讨了三个重要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开始考虑逻辑性质时就会提出的,这就是:(1)什么才能恰当地叫做真或假?(2)有效推理之所以可能的关键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必然的联系?(3)定义的本性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之下定义的对象是什么?”[3]由于“真”、“假”和“有效推理”的确是逻辑的核心问题,将“定义”作为这两个问题的第三个问题并列地提出,这至少表明定义和真假以及有效性概念一样既构成了三段论逻辑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三段论系统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在这里涅尔主要讨论的是柏拉图对逻辑哲学的这三个问题的贡献,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定义与逻辑学的关系。

    另一相似的观点由霍奇斯在《逻辑的范围和界限》一文中提出:“自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到现时代,某些逻辑的特征一直异常稳定地居留下来。这些特征可以分为三个广阔领域。(1)推理理论,(2)定义理论和(3)应用逻辑。”[4]由于霍奇斯在此讨论的是逻辑的范围和界限的问题,而且定义又作为逻辑学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演化和发展中“一直异常稳定居留”的特征,自然可以将其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针对涅尔的观点,朱丽叶斯 穆拉维斯基(Jul-ius Moravcsik)在《前亚里士多德:发展或者诞生》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涅尔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不管围绕着定义人们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定义概念本身都是独立于逻辑的。我们能够思考我们需要的逻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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