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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与精神:《呐喊?自序》中的意义困境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周雨阳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2-2 13:01:51


周雨阳

摘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表明对愚弱国民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批判的犹疑和矛盾。这种犹疑和矛盾的根源在于,鲁迅陷入对国民肉身与精神意义的取舍困境中。选择为精神启蒙振臂呐喊的同时,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投以理解性的关照。而正是这种意义困境,成就了鲁迅在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肉身;精神;困境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呐喊》在文学接受史上不乏多样的评价和解读。指向绝望的变革与反抗也好,反思旧制度和新运动也罢,这些评价和解读都有一个近似相同的指向,即批判性。是批判性成就《呐喊》的伟大和成熟。由此衍生的国民劣根性,更是鲁迅无法摆脱的话语标志。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已经透露出对启蒙实践的犹疑和矛盾情绪。这种矛盾和犹疑不单因为鲁迅早年的窘迫经历和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鲁迅在国民肉体和精神意义上的选择困境。这种意义困境是鲁迅一方面想要顺应时代而做出改变,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完全接受被时代摆布的命运现实。本文即从肉身与精神意义的取舍出发,探究鲁迅的思想抉择及其独特意义。

一、肉身与精神:何者为重?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以第一人称不止一次地表明对国民精神意义的重视,而在接下来多篇小说中,却又让人觉察到他对此的犹疑与回避。第一次是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将体格健壮与精神觉醒对比:“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在这里,鲁迅给中国人安上一个生存的“意义”。他认为作为中国的国民,身体的精神意义应该大于身体的生理意义。肉身与精神,后者为重。谈到铁屋子的时候,他把国民比做熟睡的人们,自己也依然在犹疑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对愚弱的国民来说,精神上既然“并不感到死的悲哀”,[2]肉身拯救便也近乎无望。所以鲁迅将《呐喊》视作一次精神启蒙实践,要通过呐喊去鼓舞精神。而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呐喊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激昂的,《呐喊》这部小说集却通篇让人齿冷。这种矛盾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即是肉身与精神两者,鲁迅着重传达的却是肉身意义。14篇小说里涉及到社会的绝大部分阶层:乡下农民、被砍头的革命者、旧社会文人、小市民、大户人家的长工短工等。鲁迅在描写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之时,并未着力于精神层面的启蒙。《呐喊》所集中关注的都是个体生理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文本传达的是当时社会绝大部分上升通道都被堵死的状态,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状态。如顾彬所言:“这个文本包含的不仅是那个时代历史和苦闷史的中心形象,而且同时还呈现出了极其多样性的生存环境的大杂烩——也可以说是一个万花筒。”[3]鲁迅讲述人的生理困境时,本身并未回避国民之愚弱,但更多的是理解性的慈悲,理解个体生存的艰难。他写辫子,借身体去写政治,最终落脚到死亡以及面对死亡的惶惶不可终日。《风波》中弥漫不去的是农村人的谨慎与恐惧。这种谨慎与恐惧是基于没有辫子而被砍头的可能性。背后的社会环境是不断的改朝换代以及不断的死亡。在这种无法自主的生存选择面前,这些人物能够做到的便也只是一寸寸地守住自己的肉身生存。读者所看到的奴隶心态,在鲁迅笔下并未被大加批判。文本所展现的,与其说是国民的愚弱,倒不如是生存的艱难压倒了一切。

这种肉身与精神意义的前后矛盾,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即表现出处处犹疑。钱玄同找鲁迅做点文章,鲁迅辩证地说了一番希望之有无的话,然后答应下来。但也仍然说自己“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4]对精神意义的看重,本身就经不起细致的推敲。在鲁迅这里,自然是精神意义为重。写文章呐喊几声,初衷便是毁坏铁屋。但在具体的成文中,却又让人无法看到太多鼓舞的力量。且不说下层人生存之艰难,即便是觉醒的革命者,或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呐喊》中也是见不得光的,郁结不得志的。阅读小说时,“读者能体验到,作者绝不是当时青年运动的代表和支持者,经过细致阅读,读者发现的毋宁说是这场运动的批评者。”[5]而如果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力量都是以肉身意义为第一位,将其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那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流露的犹疑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肉身与精神:为何相悖?

承上所言,如果仅仅是衡量肉身与精神意义何者为重,那么鲁迅所做的呐喊便也没有什么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多少表露出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这就引出其动机的思考来。肉身与精神意义两者似难兼顾,这种两难的状态,在幻灯片这个转折性的事件里,鲁迅已经表露出了个人的选择倾向。鲁迅说他在日本见到了久违的中国人。但当时,鲁迅把那些麻木的围观者当做了关注重点,却把另一个被绑的即将被杀的中国人只当做了背景。为什么会当作背景,只是浅浅的交代一两句?换言之,为什么关注这一个,而不是关注那一个?同为久违的中国人,在鲁迅这里,被杀的中国人,是可被忽视的,换言之,是习以为常的。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内忧外患,中国人的死亡又实在是不值得过分惊讶。人的生存受到绝对威胁,普通人对这种常态又无能为力,才有了鲁迅直接略过那个被绑的人,而去关注那些继续活着的看客的选择。也正是因为有人的死亡在先,鲁迅才觉得那些围观的人需要启蒙。也就是说,自始至终,身体的生理生存,都是中国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有肉身的生存意义在前,才有精神的启蒙意义在后。这种生理意义,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迫切。在个体来说,是死亡的压迫感,在整个民族来说,是亡国的危险。不管鲁迅如何明白,思想启蒙有多么重要,身体的精神意义多么重要,能够保全肉身的存活才是当时最先需要面临的问题。而这便也能够解释为何鲁迅提倡精神意义的同时,又将理解的笔触投向那些生存艰难的人。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鲁迅仍然选择为精神启蒙摇旗呐喊,并因此要自己理性地抹掉那些对于生存问题的担忧。幻灯片事件里出现的是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日本作为当时东亚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又无一不是以国民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为前提。个人在身体上的精神觉醒才被鲁迅看得如此重要。他在《随感录》里面谈到自己对于民族国家和进化论的想法,那些生存都很艰难,更不要提精神觉醒的人就要被抛弃。这是进化论必然的残酷。所以才有肉身与精神意义的必然相悖。尽管鲁迅无法轻轻松松地接受这个残酷。他是经历过家道中落,父亲死亡的,他知道生存的辛苦,无法对那些被抛弃的个体的生存视而不见。但也依然选择了为时代所摆布,将感时忧国视作自己行动的基准。而针对这种时代选择,夏志清评价鲁迅这一批的时代作家说:“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面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6]这一点便是中国人至始至终没有解决的生存问题。关于肉身的存活,卡夫卡和鲁迅两人都谈到了饥饿。卡夫卡所写的饥饿艺术家,是自己选择了饥饿,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存活与否,以此去对抗荒谬的现实。鲁迅也写到了两位饥饿的艺术家,伯夷和叔齐,但却全然不是卡夫卡的那种悲壮。他用新编的故事去嘲讽这两位艺术家以及他们所看重的精神价值,嘲讽他们在面对生理生存这一人的基本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矫饰和虚伪。不管这个新编的故事还有什么其他的指涉,能够确定的一点是,肉身的生理意义,是鲁迅自始至终都没有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在现代民族建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直接进行精神启蒙,必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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