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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文化思想的“变”与“不变”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樊甜甜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0-9 9:33:11


樊甜甜

摘要:受中外大变局的影响,严复晚年的文化思想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分别体现在开始提倡传统伦理道德以改变国民性;开始理智思考自由、平等与科学的前提条件以及“道通为一”去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总体上是对其早期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回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在早期是有迹可循的,例如其晚年文化思想中保守的一面是来自于早期深受英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柏克的影响等。他晚年文化思想的“变”与“不变”是完全符合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的。

关键词:严复;文化思想;传统文化;中西文化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学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熟知现代西方文明,可以说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的知识分子。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相比较早年时期极力宣传西学、反对旧学,已经表现出落伍于时代的特点,甚至有观点称其完全成了一个“顽固反动的愈懋老人”[1]。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到隐藏在严复前后变化的思想表象之下的共同特征,即所谓的“连续性与一致性”[2]。那么,本文仅就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在逻辑上做出梳理,以便更好的体会严复文化思想及其研究精神对当代的现实意义。

一、严复晚年文化思想的几个“变”

纵观严复一生的文化思想,结合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晚年的文化思想的确是发生了从主张启蒙到回复传统的历史嬗变。本节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严复思想的嬗变过程做进一步的探析和总结。

(一)重视“尊孔读经”,提倡传统伦理道德

早年的严复大力宣扬西学,通过译介大量的著作,将西方思想尤其是自由和科学传播到中国。而目睹了“一战”带来的破败景象,严复开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正如赫胥黎所说:“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3]。此时的严复也逐渐意识到,西方发达科学背后不一定是道德高尚的社会现实,也有可能是冰冷的枪支炮弹。西学东渐的确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但同时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最令严复担忧的就是道德观念。西方文明重在物质,而中国文明重在精神,我们追赶先进的外在世界并不意味著内在精神世界被削弱。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必须承袭和弘扬的。

因而,晚年的严复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4]他强调“尊孔读经”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道德教化,以此凝聚民族精神。同时重点弘扬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不仅详尽阐述了忠孝节义的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而且还将忠孝节义作为立国精神,提出了六条具体的实施办法,如“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再如“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喜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

(二)自由和科学要有所限制

通过对早年文化思想的回望反观,严复一改以往大肆宣扬自由和科学的观点,得出了更加合理更加允当的结论,即无论是自由还是科学都有发生作用的限制条件。“一战”爆发后,严复曾发表言论谴责欧美人滥用甚至误用科学而引起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但另一方面,他也说过“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5]。可见,严复依然强调了科学对于改良中国社会的意义,但认为科学必须有所限制。人们不应该因为相信科学,崇尚科学就走向“科学主义”的极端,科学不是检验万物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确实存在科学解释不了的事物。这一点从严复对上海灵学会的支持就可见一斑,他相信科学可以破除根深蒂固的迷信,但是无法解释也无法取代“真宗教”。

对于自由,严复晚年已经较少提及,但也从来没有表达过反对的态度。他曾以“欧东过激党”来形容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6],就表明他仍然相信自由。然而,他所笃定的自由并不是卢梭的“天赋自由”,也不是柏林的“消极自由”,而是融合了儒家思想和英国的密尔主义理论的自由,是希望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寻求进步,进而引导整个社会的提升。

(三)对待中西文化“道通为一”

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比较后,发现两者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同时也发现其中存在合流的可能性。于是,他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先是表现得进退两难、摇摆不定。而后向吴汝纶表达过自己的想法:“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7]基于此,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合流的。例如,“儒家絮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致;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阐释。”[8]这其中包含的是“道通为一”的文化理念。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会通中西方文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9]简言之,以“新式机器”的西方文化去发掘陶炼“最富矿藏”的传统文化。将中国有关道德伦理的内在世界和西方有关科学和自由的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不仅要肯定西方“开明自营”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结合科学和自由来维系中国的社会秩序。

二、严复晚年文化思想中的几个“不变”

纵观严复晚年的文化思想,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变化之处。那么这种看似较为保守的文化取向是否真的意味着,严复已经被时代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了呢?结合黄克武等学者的观点,我们梳理出一些新的逻辑线索,以此证明严复前后期文化思想有其内在的连续性。

(一)始终接受柏克的思想观点

1914年严复在《<民约>平议》一文中批驳了卢梭和洛克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严复是在反对西学,确是有失允当的。平心而论,严复一直以来宣扬的西学观点从来就不是卢梭的自由与平等。严复强调的自由更多倾向于柏克的观点,是一种实证派而非天赋派的自由。他尤其重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平实地说话求真理”。

严复的思想深受柏克的影响不止于对自由的理解,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归求反观”。他认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不能仅仅依靠自由和科学带来的物质方面的繁荣,更重要是依赖于整个社会与传统之间的连接程度,而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则是其中的关键指标。这也是严复晚年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深层原因。以西学之长为武器,回望中国传统文化,而以“道通合一”的文化理念,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融合。这一点与柏克的保守主义对传统的肯定不无关系。

(二)看似“反启蒙”实则“调适型启蒙”

毋庸置疑,严复是五四启蒙的开拓者,直至晚年虽对五四启蒙思想有诸多批判,但称得上是“另一种启蒙”。从前期译介西方现代学术著作和现代性方案到后来支持袁世凯复辟、附和“上海灵学会”等行径,我们不否认严复思想在中西文化的冲击和交会下的确发生了变化,但经过深入了解,也不难发现其中是存在内在的逻辑和连续性的。如果将五四思想当做“唯一”启蒙,那么一切与之相背离的自然就被归于“反启蒙”了。不过,我们按照高力克、许纪霖在研究杜亚泉的思想时提出的观点,严复晚年的文化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转化型的启蒙思想,“另一种启蒙,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10]。相比之下,严复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见解也更趋成熟,由此形成的启蒙思想是更加趋于渐进式的社会改良。

严复文化思想的递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的变革在他身上留在的烙印,实则是有其内在线索可寻的。他提倡弘扬传统伦理道德以树立国民人格,养成国民道德的主张,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不谋而合,都旨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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