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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失衡的彩色天平—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出路探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刘永清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12-11 9:54:49


 摘 要: 分析指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对象不平衡、经典化缺乏合法性与研究质量问题。认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范式、加强原语研究,加强民族文学交流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新时期; 外国文学; 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其他文学学科来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星光璀璨。然而,就外国文学总体状况来说则可以用“失衡的彩色天平”加以概括。外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外国文学研究这座“天平”显得五彩缤纷。然而外国文学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研究对象的不平衡、经典化缺乏合法性、研究质量不高等等早已使外国文学研究这座天平失去了它的平衡。

    一、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 一) 研究对象极不平衡
     1. 研究地域或国别的不平衡
      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极其令人担忧的情势,即外国文学研究的地域、国别与作家作品相当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狭窄。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持续关注。早在2004 年,周明燕[1]指出,东欧文学是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他指出: “近年来,除了俄罗斯文学以外,国内东欧各国文学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国内各种外国文学教材中,东欧文学所占比例微乎其微。”2007 年,赵山奎[2]在分析《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从 1987—2006 年所刊载的 1 482 篇论文后指出,这 20 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区域和国别分布上极不平衡。在区域文学方面,欧美文学研究占据绝对优势。其中仅涉及欧洲文学的论文数量高达 788 篇,占分析总数的 53. 2%,非洲文学受到的关注则较少。从国别文学来说,涉及英美国文学的研究达 526 篇,占 35. 5%。法国、俄国、德国、日本、希腊、奥地利、印度、意大利等 8 国文学的研究论文分列 3—10 位。上述前 10 位的国别文学的研究论文总数达到 1 083 篇,占总量的 73. 1%。

    2010 年,刘雪岚[3]在对中国“十一五”期间外国文学进行总体性研究研究后指出: “然而研究的质与量的极其不对等,以及研究国别的惊人失衡。英美文学研究一枝独秀,几乎撑起国别文学研究的‘半边天’,其他的法、俄、意、德、日等传统文学‘大国’沦为‘小语种’文学。对北欧、东欧、大洋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相对冷落寂寥,鲜有突出的研究成果问世。对有些国家,如丹麦、罗马尼亚、伊朗、越南等,已多年没有研究成果; 更有不少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智利、泰国、阿富汗,以及除了南非之外的多数黑非洲国家,对他们的文学研究几乎就是空白。”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李卫华[4]对《世界文学》1987—2008年“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提及的 466 位外国作家进行了分析。这 466 位外国作家总共被提及1 293 次,平均每位作家为 2. 8 次。从栏目的统计来看,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外国文学接受的主要来源是法国文学( 215 人次) 、美国文学( 207 人次) 、俄苏文学( 201 人次) 、英国文学( 178 人次) 和拉美文学( 109 人次) 、德国文学( 58 人次) 、意大利文学( 35 人次) 。对于这些国家文学的接受并远远超过了对东欧文学( 28 人次) 和亚洲文学( 23 人次) 。事实上,《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所涉及的这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作家人次占据了总量的 53. 6%。

    2. 研究作家及作品的不平衡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作家及作品研究同样表现出不平衡的现象。赵山奎[2]指出,20 年间( 1987—2006) 共有 867 篇论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到了 322 位外国作家及其作品,论文数量占载文总量的 58. 5%。其中涉及作家及其作品的论文数量达十篇以上的仅有 15 位作家,共计论文有 229 篇,占分析对象( 867 篇) 的 26. 4%。

    他们是莎士比亚( 30) 、艾略特( 21) 、福克纳( 20) 、海明威( 19) 、乔伊斯( 17) 、卡夫卡( 16) 、陀思妥耶夫斯基( 15) 、哈代( 15) 、歌德( 12) 、莫里森( 12) 、济慈( 11) 、普鲁斯特( 11) 、川端康成( 10) 、萨特( 10) 、托尔斯泰( 10) 。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也也大致如此。李卫华[4]的分析指出: 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经典作家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艾略特( 英) ( 24 次) 、列夫·托尔斯泰( 俄) ( 21 次) 、莎士比亚( 英) ( 19 次) 、巴尔扎克( 法) ( 19 次) 、但丁( 意) ( 19 次) 、歌德( 德) ( 19 次) 、普希金( 俄) ( 19次) 、福克纳( 美) ( 18 次) 、海明威( 美) ( 17 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 11 次) 、加缪( 法) ( 9 次) 、萨特( 法) ( 9 次) 、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 ( 9 次) 、罗伯·格里耶( 法) ( 9 次) 、伍尔芙( 英) ( 9 次) 。

    很显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显现了研究对象的极其不平衡性的特征。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的狭窄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甘愿臣服于西方文学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奴才”情结。令人担忧的是,具有这种“奴才”情结的学者,在中国为数不少。鲁迅说过: 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 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

    3. 经典化缺乏合法性问题

    “经典化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文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以至于洪子诚( 2003) 、李浩( 2006) 、王岳川( 2007) 、陈 定 家 ( 2008) 、王 峰 ( 2008) 、樊 星( 2008) 、贺仲明( 2008) 、陈众议( 2010) 、吴元迈( 2010) 等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经典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完成了自身的经典体系。“20 世纪外国文学的本土化传播在经历历史沉积的基础上,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均已完成了自己的经典化过程。”[5]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上面赵山奎和李卫华所列举的以莎士比亚等作家为代表的少数作家是否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经典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经典作家或仅美英法等 10 多个国家是外国文学经典的来源地呢?如果这种论断成立的话,那么,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是肯定的。而这些代表作家分别来自英、美、法、俄、德、意、爱尔兰、奥地利等不足 10 个国家。当代世界总共有 2 000 多个民族,将近 224 个国家与地区。很显然,外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产生的经典仅仅只能说是西方文学的经典。

    如果由他们来代表外国文学的经典显然是不合法的。事实上,每个民族或者国家都会有本民族的文学经典。从民族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的角度来看,代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与智慧的文学经典总有值得其他民族与国家借鉴的价值与放射开启人类智慧的光芒。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花费心血与挖掘、发现其他多数民族文学的精华与智慧。陈众议先生的告诫值得外国文学研究界深思。陈众议( 2005) 指出“外国文学研究界应该从纷繁的喧嚣与骚动中走出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比如第三世界的文学,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事实上重视不够”。鲁迅早就说过,“我们的读者并不是掌柜、酒客之流的势利眼。许多年前,我们的读者大众,就一向不以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6]。许多年后,被文明国人看作落后的拉丁美洲,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也是胜利的。因为我们的读者、世界的读者并没有因为生产国的“落后”而对她们的文学表现出任何轻忽。那么,北欧文学呢?东南欧文学呢? 亚非许多国家的文学呢? 作为研究者或者还有出版者,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是否沾染上了“掌柜、酒客之流”的势利眼病呢? 又比如经典作家作品研究?”[7]4. 研究质量不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质量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可靠性、研究方法的陈旧与严重的重复研究等方面。

    外国文学研究涉及众多民族、国别与语种。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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