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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韩非子的“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6-3-22 14:31:24


韩非子之“自然”观念,不仅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存在深刻关联,而且与其人性论、政治观密不可分,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重视不足,张岱年先生所撰《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虽论及“自然”,但只论及老庄、汉儒及魏晋玄学,并未提及韩非子之观念。[1]534-537毋庸置疑,韩非子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体现在“自然”观念层面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在老子、韩非子思想之整体视野中考察“自然”观念的多重内涵,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和探讨。

  一、老子“自然”观念及其政治寓意

  “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意为“自己如此”、“本来的情况”。现代汉语中以“自然”表示自然界广大的客观世界,源自魏晋时期的阮籍[1]534、536,而按照戴琏璋的说法,阮籍也“并非说自然是一至大的集合体”,进而认为“自然”指称自然界则更晚。[2]273刘笑敢进一步解释何谓“自己如此”,他说:“‘自己如此’的意思就是自然发生的,从事物本身的状态自然的延续、自然的变化。”并认为“先秦两汉,‘自然’从来没有指自然界。”[3]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讲的不过是宇宙万事万物原原本本的‘自己而然’、‘自身而然’罢了。”[4]日本学者认为:“不用借助他者的力量,而通过内在于其自身的活动,成为这样那样的情况,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情况。”[5]542老子之“自然”观念,直接带来一个理论困惑:“自然”或“自己如此”背后潜藏之“第一推动力”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自己如此”既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动态描述(“自己”如何按照自身的形态延续、变化),其背后都无法绕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自己如此”的动力何在?此动力究竟源自自身,还是源自外在之力?(1)

  在老子那里,宇宙起源不成问题,万物起源也不成问题。《老子》第四十二章已说得很清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万物皆起源于“道”,万物在起源问题上不能做到“自己如此”(“自然”),这与郭象“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的“独化”(《庄子?齐物论释》)理论相比,思路完全不同。(2)但是万物生成之后,是否就意味着万物脱离“道”而独立,其演变形态就完全取决于“自己”?“道”在“万物”的存在状态与演化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老子》第五十一章对此回答最为完整:“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一方面,“万物”之生育衣养有赖于“道”;另一方面,“道”对于自己所起之作用的态度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三十四章更直接点出“道”之所以成其为“道”的内在原因即在于虚怀若谷:“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因此,有学者将“道”与“万物”之关系描述为“动因的内在性与外因的间接性”,可谓精当:“道的概念所要求和保证的是大范围的整体的自然的和谐,即‘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不是对行为个体的直接的强制的束缚,因此可以给每一个行为个体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2]277、416需要特别强调者在于,老子“自然”之逻辑前提,实则离不开作为大环境、大背景的“道”之先在性。在此逻辑之下,“道”为“万物”之演化默默无闻地、不易察觉地提供着和谐完美的环境,以便“万物”能够以最佳状态向最佳方向演化。因此,万物“自己如此”的存在形态,其实是“道”之呵护(外)与“万物”之本性(内)之合力产物。“自然”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始终存在两套话语,一方面,从实然视角观之,“道”生育衣养着世间万物,其先在性对于万物之演化具有根本性之决定作用,“万物”之和谐状态并非完全源自自身之“自然”;另一方面,从应然视角观之,“道”具有虚怀若谷之特性,主观上并不愿意夸大先在性之决定作用,而以一种谦逊之态度,将其归因于万物之“自然”。也就是说,万物背后不是没有一个动力源泉,只不过这个动力源泉比较谦虚、不愿居功而已。因此,老子对于万物之“自然”,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价值期待,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自立般的一种期待。

  由此,可以看到老子思想中事实存在两种形态的“自然”,一种为“道”之“绝对自然”,一种为“万物”之“相对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表明,属于万物之“人”、“地”、“天”,最终都以效法“道”为依归,只有“道”才拥有自己作为自己依据的终极格位从而无所效法,“自然”是“道”的存在形态,只有“道”才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做到“绝对自然”。“万物”之“相对自然”,一方面固然与万物自身特性密切相关而“自己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己如此”又源自对“道”之“绝对自然”的模仿与效法。   老子之所以深究“自然”,其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无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说明老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清代学者魏源则直接点出《老子》经世、救世之用意:“《老子》,救世之书也。”[6]3按照老子的思路,体道之圣人,乃是“道”之代言人,能够洞彻“道”之“绝对自然”与“万物”之“相对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圣人治国时,一方面,为万民百姓的繁衍生息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效法“道”之谦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乃是营造良好生存与发展环境之“无为”,承担呵护百姓之义务与责任,实则有为;主动放弃高高在上之权利意识与权力优越感(并非放弃实实在在的权力),实则无为。圣人的功能在于“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圣人在面对万物之生存形态时,只作为外因起辅助作用,而万物之所以如此的动力,应该来自自身特性,“相对自然”地变化发展。《老子》第二章明确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尤其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则完全依据“道”之原则来行事,始终作为一种最高的权威,犹如慈母一般,注视、呵护并辅助万物的演变。《老子》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真正之“善治”或太上之治,乃是营造一种大环境,百姓自觉认可并且无法感知任何源自外在规则之约束和限制、充分享受秩序之内的自由。显然,此处之“自然”,亦非纯粹百姓完全自主之“绝对自然”,而是“道”辅助、关怀之下的“相对自然”。

  老子之“自然”观念,其实隐含着一层未曾明言的逻辑:只有在“道”的辅助与呵护之下,“万物”之“相对自然”,才可能产生和谐、完美的结果,整个世间万物才会真正有序而自由地存在。问题在于,就社会治理领域而言,倘若失去“道”及“圣人”之辅助与呵护,完全按照百姓的意愿及潜质“绝对自然”,其结果将会怎样?人之“自然”,取决于人之特性。在老子眼里,人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进一步的问题便是,人性倘若欲冲破“道”之自然秩序,“道”又该如何作为?

  关于老子对人性的认识,徐复观说:“《老子》虽然没有性字,更没有性善的观念;但他所说的德,既等于后来所说的性;而德是道之一体;则他实际也认为人性是善的。”[7]314然而事实上老子对于人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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