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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的“遮蔽”与“解蔽”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1-11 9:30:57


【摘要】人类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正在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超级权力的兴起,强化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新形式的数字异化再生产着阶级冲突和不平等的同时,也以对平等数字权力的拥有这一假象掩盖了当代全球社会中的劳资对立和阶级冲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彰显数字资本主义对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才能使我们更为客观地理解大数据时代技术、资本与超级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马克思所给出的替代性前景中解蔽数字资本主义,更为理性地面对人类的解放和未来。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技术  超级权力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8.012 
  大数据与数字资本主义 
  伴随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通信业的崛起,大数据、物联网、5G技术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未来可能性的认知,数字化技术正在为人类展开一幅智能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物质和精神需求多样化满足的美好画卷。与以往时代相比,人类已经步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计算机互联网是基于数据在运转,数据的量、速度和丰富多样性都已经增长到相当的程度,算法和数字机器正在不断地产生、收集、储存、加工和评估大数据,并作出决定,所有这些正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解放和变革。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化时代人类如何工作和生活?如何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眼前的世界?如何接受和面对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被不断虚拟化的新的生存现实?特别是当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以及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人类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就是席勒(Dan Schiller)所言的特殊品质的数字资本主义,其典型特征就体现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1]数字资本主义在引发社会与技术巨变,带来时空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体现为大型跨国科技巨头实力的增强,以及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影响下,网络信息系统已经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电脑网络为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某些特权群体中培养与深化用户至上主义,以及赢利至上主义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手段。除此之外,这种巨变还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全面市场化。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牟利手段,将人类生活置于一种以技术至上为表征的特殊市场逻辑之下。用席勒的话说,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电脑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广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这一体系的代表,而且也在影响着该体系的结构与发展。[2] 
  概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广阔而丰富的社会背景,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商品化,以及包括数据和通讯在内几乎所有一切的私有化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底色的话,监视工业复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的出现则构成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复合体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伴,更进一步促进了以猜疑、竞争和个体化为特征的控制文化的流行。简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都与经济利益和政治控制的目的紧密相关。各种数据和用户的行为被商品化并用以积累资本,秘密服务和警察意在进入大数据流以确保数据和社会安全的同时,也把监控功能部分地外包给私人安全服务,并使得监控功能沦为赚钱的生意;在监控工业复合体中,监控资本和监控式国家融为一体,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ETICA)往往成了为超级权力和大资本家的生意服务的工具。[3] 
  在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中,技术本身是一个影响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高级系统,它需要与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相联系,需要反映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因此,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本身定义的是一个社会技术视角下的世界,其中人类的进取心或劳动力,需要且渴望得到技术的无缝支持,传感器、网络、计算程序和网络坐标等人工制品的系统整合越来越适应人类需要。自适应技术出现并变为日常现实,塑造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人机共生技术,人类与技术的附属物相互交织并内嵌于其中,这也使得自动化控制的可能性和主體的进一步物化变得更加明显。按照哈维(David Harvey)的分析,这种物化是人类血肉之躯融入资本机器内部功能体系的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面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反应。[4]也就是说,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资本积极寻求一种格外重视智能与创新的新型发展策略,其中,新兴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新兴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新形式的剩余价值被榨取。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一方面,降低了资本流通成本;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把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个人数据的监测和采集,消费空间与消费方式的限定和控制,以及情感的技术扩增与捕获,所有这些对日常活动的真实吸纳都确保了资本的统治权力。[5] 
  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一方面,使得技术成为资本用来摧毁所有限制生产力进步、需求扩张、生产多样化的一切藩篱的革命性力量;[6]另一方面,在不断克服物质条件限制的障碍中,这种“革命性力量”也越来越依靠社会人与技术的融合,进而为创造新的商品和拜物教形式提供了可能。[7]换言之,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得技术具有了一种超级权力,它可以使人类生活更自由、更便捷,也可以使得人类与其真实的生活世界日益疏离,并最终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沦为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以社交网络平台为例,社交网络平台似乎给个人表达意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是个人创造力的意识形态表达,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在数字技术的客体化和主体化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社交网络平台的运转逻辑是基于工具理性;另一方面,社交网络平台又受主动玩乐劳动所驱使。这种异化形式的结果就是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所说的“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8]在这种所谓“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的景观中,数字资本主义和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将导致社会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商场,在其中,人们被无处不在的端口所定位,[9]人类社会被无所不在的商业逻辑所殖民。由于数据使用上的所有权和数据控制,数据商品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以及互联网剥削倾向的加剧。换句话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物化的新形式和剥削的新形式已然出现,并造成数字资本主义对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   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遮蔽 
  在大数据社会中,使用工具理性逻辑来计算人类需要的算法能够使得人类行为和作决定日趋自动化,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被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所营造的技术世界所遮蔽,技术与资本携手,不但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化的流行,而且也为超级权力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除了商品拜物教,人类正在面对的还有技术拜物教。在过去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的地方,现在相反,变成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0]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自动化逻辑和商业化逻辑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异化的风险,而且也使得数字资本主义的真实社会关系被遮蔽,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劳动建构自我和消费自主的假象遮蔽了物对人的权力掌控;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界限被模糊,网络的丰富性和民主假象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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