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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理念下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之不可能性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12-4-16 7:47:47


   在可持续性问题上,奥康纳认为“可持续性”存在四种含义,这四种含义分别归于两类:意识形态的可持续性以及生态可持续性。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奥康纳指出,“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他运用“第二重矛盾”理论从意识形态及生态上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之不可能性。
    资本主义生态意义上的否定性。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积累和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必然是“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资本的积累率依赖于利润率,利润率越高,资本主义就越具备可持续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即奥康纳所指的第一重矛盾,它使资本自身对利润与积累能力构成威胁。对于这一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种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曾一度使资本主义国家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但是“如今,这种经济思维方式虽说仍然有效,但却是(而且一直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原因就在于它假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方式是建立在 “生产条件”供给充足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劳动、自然、基础设施和空间的成本明显增长了,资本就遭遇到它的“第二重矛盾”了,即一种源自于成本层面的经济危机。如美国内战时期英国的“棉花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于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空间三种生产条件在供给上所产生的瓶颈会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就会使资本主义积累陷入停滞状态,而一旦积累停滞,也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死亡。也就是说,生产条件的瓶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不会坐以待毙,它们在寻求着各种解决生产条件瓶颈的方法,也就是会迫使个别资本努力将其成本更多地加以外化,并借此来重建其利润,也就是说,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由于资本的“短视”,这种成本转移或许解了燃眉之急,但以自然环境为“水龙头”和“污水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文化意义上的否定性。奥康纳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文化是渗透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的。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关系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及文化的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构建为在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中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紧密关系纳入到第二重矛盾理论,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已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而是打上文化烙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打上政治与文化烙印的第二重矛盾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奥康纳论证了国家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奥康纳认为,因为国家生产着、调控着这些生产条件的获取途径,所以,这种重构过程通常是由国家来组织或调节的,即是政治性地实现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性因素,一种“权力”因素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协作模式,即生产方式。接着,奥康纳从分析“生态危机”入手,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及生产条件重构方面的不可实现性。他认为“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因为在所谓的“生态危机”背后还潜伏着物质利益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获取物质利益,正是这种利益驱动,才致使“生态危机”无法真正呈现科学性。如《纽约时报》刊登的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的广告,在广告的背后,是核动力工业的利益,因为广告想让人们降低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增加对核动力的兴趣。资本家也往往会利用通过宣传等途径来贬损有关生态危机的言论,鼓吹企业对绿色技术及产品的认同,并且使科学家也卷入了物质利益的漩涡,这就使“生态危机”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定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不可能置资本的利益于不顾,而去考虑生态问题的。正如美国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说,“走进国会的人不再是思想的代表,而是作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来到华盛顿的。他们从股东董事会那里获得指示,从一个工厂的角度考虑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用物质成功来回报他们和评价他们。”布什政府以人为活动对全球变暖的作用在科学上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在《京都协议》上签字,就是为了美国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因为签字的后果就是要增加生产成本,就会减少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奥康纳指出: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仍未得到过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那种有某种合理环保规划的国家存在在哪里?”而现存的资本和国家结构除了偶尔进行一些改良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的。奥康纳从而彻底否定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调节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当资本破坏了它自身的生产和积累条件,并由此而潜在地破坏了它自身的利润的时候,它同时也建构起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自身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强烈反抗,如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环保运动等。奥康纳认为,这些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指出:“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其一,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来的全球的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从而也会导致全球环境正义运动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在种种反抗中加大成本,使资本变得更加不灵活以及会使利润率受到影响。其二,工人运动促使并推动了资本主义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譬如,集体性的讨价还价等。并且奥康纳还认为,当今的女权主义、环境运动以及其他的新社会运动,还有可能正在推动着资本和国家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形式。其三,这些社会运动的发生,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成为可能。奥康纳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由于经济与生态双重危机以及国家体制内部的独裁而导致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对生态发展的广泛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