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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2-10 14:05:11


摘要:中国对外开放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以更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十分必要。“翻译”作为国际沟通交流的桥梁,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特别是中国党政重大会议的报告,总结了过去,规划了未来,是世界了解中国最直接、最全面、最权威的渠道和窗口。在新时代更好地完成党政文件的翻译工作,让国际社会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是对翻译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对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进行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目的论 翻译 政治文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083-02 
  一、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渊源 
  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Verme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Skopos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译文的目的,Skopo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目的“Skopos”。除了Skopos,弗米尔还使用了相关的“目标(aim)”“目的(purpose)”“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等词。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主义翻译派的核心内容,因此也称为功能主义目的论。功能主义翻译派的核心内容还包括:凯瑟琳娜·莱斯文本类型的理论,贾斯塔·霍茨—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和克里斯汀娜·诺德的文本分析和功能加忠诚理论。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学者把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等同起来,或把两个概念归为一个整体的做法,笔者认为存在不妥之处。翻译目的论作为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必然存在密切联系,但一个是部分,一个是整体,其差别之处,亦是清晰可见的。此外,这里谈论的目的论与哲学上的目的论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 
  随着功能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生代杰出代表克里斯汀娜·诺德针对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法”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诺德首次用英文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功能派各种学术思想,阐述了功能派复杂的学术理论和术语。至此,翻译目的论所属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整体框架得以确定。从此,“目的论”从译者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 
  二、翻译目的论国内研究现状 
  翻译目的论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资深翻译家桂乾元先生于1987年发表的《记联邦德国的三位翻译家》是国内最早介绍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文章。该文介绍了汉斯·费尔梅(即上文提到的汉斯·弗米尔)教授严谨朴素的学术素养及其关于翻译的一些颇有创建性见解,如翻译是提供信息的,翻译目的高于一切,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某些观点来解释翻译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新颖的学术观点。受当时更多关注翻译实践的学术大环境影响,桂乾元先生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当时翻译界太多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是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萌芽阶段,薛思亮翻译了汉斯·弗米尔的三篇学术论文:《翻译理论中的新视角》《目的、委任与源文—费尔梅的现代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的一种手段》,系统地介绍了功能主义目的论。为21世纪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翻译目的论理论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仲伟合和钟钰的《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1999)、王军和陈诗月的《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2017)、卞建华和崔永禄的《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和研究(1987-2015)》(2005)等等。这些学术研究较为清晰地梳理了翻译目的论的发展脉络,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原则,总结了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促进了翻译目的论在国内的普及,让国内翻译界更准确客观地认识了翻译目的论。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之处。同时,国内关于翻译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研究,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广而不专,多而不精,必须承认国内学者对翻译目的论应用实践的研究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研究也成果“颇丰”。但缺乏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研究过于分散,相比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攻克学术难题,突破研究瓶颈,更多的学者更愿意去绞尽脑汁地寻找所谓的学术空白,然后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窃喜,发表一些既踏不到地又摸不到天的“新论”。因此,必然会出现缺乏创新性、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二是学者对翻译目的论在翻译实践应用中的研究存在偏离,甚至脱离翻译实践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目前翻译领域较多地存在理论研究者不从事翻译实践工作、而笔译口译工作者又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现象所致。要想做好翻译目的论的研究,我们必须做到前文提到的理论联系实践,让理论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 
  三、翻译目的论于中国政治文本翻译 
  翻译目的论自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作为目前翻译界主流的翻译理论之一,也被广泛地应用到各领域的翻译实践中。但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对于翻译目的论在政治文本翻译实践中的研究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对政治文本的翻译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最著名的是程镇球的两篇文章《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2003)和《政治文獻的翻译》(2004),文章中指出,政治文本的翻译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并强调了政治文本的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敏锐度;王刚毅的《政治文件翻译的几点参考和建议》(2014)也探讨了政治文本翻译的具体策略。另一方面,翻译目的论的核心观点与政治文本的特殊性存在一定冲突。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目的性的重要性,为达到翻译行为的最终目的,甚至可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写。而中国的政治文本因其特殊的政治性、严肃性,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对文本,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文稿,做任何修改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工作者是真正戴着镣铐的舞者。研究翻译目的论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但也不是没有可操作性。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目的论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从时政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陈雅雯的《功能目的论视角下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研究——以李克强总理2015<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李洋洋的《目的论视角下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研究》、熊晓梦和杨晨雨的《目的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毕思露的《以目的论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这是四篇以目的论为视角对时政词汇做的分析研究。行文结构存在相似性,即介绍理论、案例分析、总结。同时都存在对目的论认识不够,具体案例分析中所用翻译策略与目的论原则有偏差,甚至相悖,导致文不对题两张皮的结果。从党政报告角度研究的有:以目的论为视角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有:王默寒的《目的论视角下<政府工作报告>中译英研究》(2015)、 董玉平《从目的论视角分析政府工作报告汉英翻译》(2013)等共计41篇,以目的论为视角谈十八大、十九大报告翻译的论文共有10篇。从整体翻译策略角度研究的有: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2004)、何丹华的《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时政汉法翻译》(2012)、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和受众意识》(2013)、北大研究生李语桐的《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评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2015)等。这些文章基本都是涉及汉英翻译的,为目的论在汉英翻译实践的应用做了大胆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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