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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778论文在线  来源:778论文在线  发布时间:2006-10-3 18:38:10



[摘 要]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公民;公民权利;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


  现代社会对“公民”(citizen)一词有了较为规范的定义:具备一定的国籍,依照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相应地,“公民权利”(civilrights)是指一国公民的法定权利。这里有一个疑问:公民最初出现于何时?根据定义,最初的公民似应出现在国家、法律以及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之后。那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呢?对此,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国家,其中享有公民权利的只是当时社会中的少数人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公民权利②。这两种观点自然都有它们的道理,但由于没有以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演进为依托,似显得各有所偏。本文则试图从历史源头出发,分析它们演变的历史过程,以期达到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有效整合。


  一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公民资格”(citizenship)词条的解释是:“它主要用来表示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个人身份”[1](第115页)。我们知道,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于15、16世纪。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家正逐渐摆脱王朝的统治,民族开始成为新型国民关系的象征,同时也是不受君主统治的社会成员彼此间联结的纽带。将公民的产生定位于此时,倒是暗合于不同类型政治文化的分野。以阿尔蒙德、维巴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者通常将社会成员区分为村民、臣民和公民,分别对应于原始社会的偏狭型政治文化、前现代政治体系的臣属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国家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这一暗合的内在逻辑是:在非现代社会,个人作为氏族成员或君主的臣民,其法律地位不明确,且往往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只有在现代(尤其是宪政)国家,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才能得到明确的认可与尊重,公民资格才有实现的可能。


  然而,诸多不得不面临的疑问是:在前现代社会,具体地说,在城邦国家(citystate)中是否就不存在“公民”了呢?在前现代的政治思想典籍中大量出现的“公民”一词所指为何?作个更进一步的追问:相对于人、人民、平民、国民这些概念来说,公民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2](第109页)。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2](第113页)。于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首先强调的是要有参与城邦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一权利从而能够成为城邦公民呢?在他看来,侨民和奴隶显然不得称为公民,儿童与老人也不能算做“全称公民”,因为这些人“只有诉讼法权或不完全的诉讼法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称为公民的人们,最广涵而切当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那些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2](第115页)。这里,“享有政治权利”第一次成为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公民资格所受的严格限制,因为,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然而在古希腊,就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因为工匠不大可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样,“忙于田畴”的农民和“从事贱业”的商贩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来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这样看来,在一个亚氏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


  当代美国学者萨托利认为,“人民”(demos)一词似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误的[3](第23页),这一点似乎自古如此。从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人民是由各种混杂的人群组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它用来指代城邦的全体居民,其中当然包含公民。“平民”一词则主要用来指称无产的贫民群众,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由无产的贫民们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政体”[2](第134页)。平民与公民的关系得由政体的类型来决定。在平民政体中,平民同时也是公民;而在其他政体中,平民则未必是公民。人民、平民、公民三者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集合图来表示:


  在上图中,除公民和平民以外的空白部分,包括奴隶、居住在本邦的外邦侨民等,而公民与平民交集的大小则决定于不同的政体类型。


  以上只是在一个城邦之内探讨公民的涵义,那么,在城邦之外有没有公民呢?在谈到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是否相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2](第121页)。因为公民是属于城邦的,而城邦有好有坏,为类不同,恶劣城邦所需要的公民就不一定是善人,只有在最优良的理想城邦中,好公民与善人才合而为一。很显然,在他看来,公民必定是属于某一个城邦的,这一点可以类同于现代定义中的“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国籍”。又,亚氏反复强调的“既能被统治又能统治”的公民品德,也可以相应地被诠释为“既能忠实地履行义务又能充分地行使权利”。如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界定已经暗合于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定义了,或者说为现代公民的定义提供了原初的范式。这样,我们不妨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称做“原初公民”或“前现代公民”,对应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的“现代公民”。


  二


  接下来我们理应考察的是中世纪里“公民”的种种用法。但笔者认为,在中世纪里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虽然“公民”这一字眼也不时出现在阿奎那等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但由于“政教不分”的典型特征致使世俗国家的概念在中世纪显得模糊不清。根据前文对“原初公民”的界说,没有具体的世俗国家(不论是城邦国家或是民族国家)与之相应的公民是不可想象的。在希腊城邦衰落以及基督教神学兴起之后,“人间之国”让位于“天上之国”,人类成为整个世界的“公民”,或者说是上帝之邦的“公民”,世俗的公民资格日渐消解。为此提供支持的一个例证是,在中世纪末期以前,欧洲几乎所有封建制国家的法典都未使用“公民”这一称谓,而代之以“国民”或“臣民”[4](第456页)。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蓬勃发展,原初公民在理论上与实际生活中重新出现。并且,随着15、16世纪民族国家的产生,由于民族统一构设(nationbuilding)③的作用,社会成员逐渐解除了对于教权与王权的旧有忠诚感,这既为现代公民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所有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存续的前提。从原初公民向现代公民的过渡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中得以体现。在一部反经院哲学、向封建教会提出挑战的《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认为,一个国家最高的原则是全民的利益,并非统治者的利益,对于最高统治权的服从并不使人变成奴隶,而是使其成为一个公民。他这样具体描述:“奴隶必须服从他的主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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