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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犯罪起刑数额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曾凡燕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1-8 10:00:30


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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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容忍度考察

现在一些地方早就突破了贪污贿赂罪5000元起刑点的规定,达到二万元、五万元甚至更高。有学者提出,这种认定数额的飚升,一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表明社会的容忍度提高。[11]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对此类犯罪的容忍度真的提高了吗?

从我国目前立法来看,由于行为主体有国家工作人员和一般自然人的身份差别,民间流传着“官偷五千方为贪,民偷五百即是盗”的说法。[12]当然,贪污贿赂犯罪与盗窃、诈骗等犯罪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其起刑数额也应体现出不同,这一点笔者不否认。但在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已然比盗窃、诈骗等普通涉财型刑事犯罪高出数倍甚至十倍的情况下,再谈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难免给民众带来不公正感。社会财富增加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也增强了,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13]

尽管司法界人士与民众的反腐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行为思路与量裁权衡方面又不尽相同。司法界人士更多考虑的是现实可操作性。张军副院长的建议是建立在判决一致性与量刑合理性的层面。而民众对贪污贿赂的容忍度则进一步降低、对反腐倡廉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近三年来,每次“两会”前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反腐倡廉是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客观地说,双方的态度各有各的道理,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权力意志与民众意愿的问题。

(三)面对“司法顽疾”,如何“对症下药”?

实际上,贪污贿赂几万元的“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等现象的出现,问题不是出在法定的起刑点太低,而是在于法律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张军副院长也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贪污贿赂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发表论文期刊网

有学者曾经作过统计,某市检察机关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的“大案”(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比例,竟然高达85%以上,不少基层检察院的案件统计数甚至都是100%。[14]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屡见不鲜。那么,我们不禁要问,5万元以下“小案”都去哪了呢?还是说,全国上下所有的官员“胃口”都如此之大,5万元以下一律不入其眼?显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各界都曾发出过反腐败不能“抓大放小”的呼声,当然也对司法机关自身不能严格依法执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此,张军副院长感叹“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可谓是一针见血,也道出了当下反腐败司法工作的某些“顽疾”。

按理来说,发现了疾病就应当“对症下药”,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却是“找准了毛病,抓错了药”,并且多少有把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导向立法的嫌疑,似乎还存在着某些为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开脱“罪责”的意味——张军副院长最终提出了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构成犯罪的起点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普遍提高定罪起刑数额标准的建议。
(四)贪污贿赂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容忍度。[15]从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限定性条件的规定来看,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贿赂行为的容忍度降低为零,则既可以避免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贿赂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的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四、结论

在近些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涉案金额远超起刑点5000元——这是支持提高起刑点的学者和官员们作为依据的现实。由此可以得知很少官员因受贿 5000元而被依法追究,同时因涉案金额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官员也并不太多,当媒体已经惊呼“贪官已进入千万级别”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法律之网疏而不漏”针对的只是那些“大鱼”?或者说我们的习惯是“等鱼养肥了再杀”?而要新修订的起刑点是不是要提到百万、千万的当量?我们仅仅因为贪官贪得多了,就要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势必给人以宽容甚至纵容腐败之感,削减百姓对于反腐的信心和意志。

法律不仅仅是社会治理工具,更应弘扬一种公平精神和正义原则,缩小到反腐领域,则应能体现当政者与腐败作斗争的决心。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说,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16]提升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显然有违国家对反腐工作的重视。法律能否担当反腐的可靠保障,现行法律能否形成对贪腐分子的合围之势,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便能解决问题的,而应当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予以重新配置,做到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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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荆人:《贪贿罪起刑点不该调高该调低》,载《扬子晚报》2009年11月5日第A18版。

[2] 刘树德:《罪状建构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3 页。

[3] 储槐植、梁根林:《论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中国法学》1997 年第2 期。

[4] 游伟、李长坤:《反腐败30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回顾与前瞻》,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6期。

[5] 何三畏:《贪贿罪起刑点跑赢GDP的政治含义》,载《成都商报》2009年11月5日第72版。

[6] 蔡小莉:《最高法副院长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罪起刑点》,载《成都商报》2009年11月5日第11版。

[7] [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8]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苏力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9] Henry N.Pontell&Gilbert Geit,“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White-Collar and Corporate Crime”,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LLC,2007.p.408.

[10]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载《燕赵都市报》2009年11月5日第2版。

[11] 王秀梅:《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2] 孙瑞灼:《调整犯罪起刑点不能“厚官薄民”》,载《齐鲁晚报》2009年11月5日第A2版。

[13] 杨于泽:《反贪污受贿不能自毁政治伦理基础》,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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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游伟:《惩治贪污贿赂抓大也别放小》,载《法制日报》2009年11月11日第3版。

[15] 王秀梅:《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6]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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