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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背景下隐私权诉讼救济的障碍及其应对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孙滢滢 乔洋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9-11-17 16:04:01


孙滢滢 乔洋

摘 要:随着物联网的迅速兴起,其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承认和运用,但作为新兴技术的一种,也未能逃出“双刃剑”的困境。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未尽到应有之责,是物联网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之一。信息的无形泄漏一方面造成人们物质和精神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形破坏。公民在物联网运用中隐私权遭受侵犯后难以举证成为其在维权中承担不利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需从法律救济方面规范该弊端,从而对物联网的现实发展和对公民隐私权做进一步保障。

关键词:物联网;隐私权;法律救济

一、物联网的实践功用

物联网突破了旧有的模式,实现了物与物之间通过网络彼此交换信息、协同运作、相互操控,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利用无线通信模块和标准通信协议,形成自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的共享和融合,真正达到异构设备互联化。物联网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的泛在网络,它是互联网的纵向延伸和深度拓展。但互联网仍然是物联网技术的基础及核心,物联网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与互联网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

二、物联网发展对隐私权的负面影响

物联网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可能带来的诸如国家安全风险、经济风险、隐私权保护风险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不容忽略。其中隐私泄露最为普遍,涉及面广,造成的后果相对比较严重,因而本文主要研究隐私权泄露问题。

(一)问题的产生

近年来,物联网信息泄漏事件频发:2017年11月,Check Point研究人员表示LG智能家居设备存在漏洞,黑客可以使用该漏洞完全控制用户帐户,然后远程劫持LG家用电器,包括冰箱,干衣机,洗碗机,微波炉以及吸尘机器人。又2018年3月16日, SCL和剑桥分析公司因违反了公司在数据收集和保存上的政策被Facebook宣布暂时封杀。剑桥分析公司被控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未经用户同意使用Facebook 500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创建档案,并针对这些人实行定向推广。上例表明,若物联网系统要以进一步优化其功能为目标,保障用户隐私权免于侵犯应当是其重中之重。

(二)问题的成因

笔者通过分析各种信息隐私权泄露事件,对物联网负面效应的成因作出了以下总结:

1.用户信息授权范围被强制扩大

当上网行为用户需要使用公共场所的无线网络时,则需要同意前置的无线网络服务条款。但是条款中的很多个人信息,比如证件信息、姓名、手机号等资料是完全不需要被提供从而来被使用到公共无线网络这一目的中。再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需要授权下载APP的情况,而这些授权中却涵盖了GPS定位、手机号码、访问手机账户、访问相册等,此类大量采集应用的信息亦是该类软件的功能服务完全不需要的。

虽然这些物联网服务方使用用户信息经过了授权程序,但在操作过程中,用户的选择权非常有限,只能被动地授权,信息授权的界限被人为扩大。在此情形下,物联网频现用户隐私权泄漏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2.用户信息被用于非法交易

续上所述,由于物联网中隐私权的限度让用户难以把握,久而久之在用户逐渐对这些授权服务淡忘的时候就给了一些平台和商家有了谋取非法利润可乘之机。平台或商家事后向用户进行电话或短信骚扰,这恐怕就是大多数APP超范围获取用户信息从而进行第三方交易的结果,甚至你的交易信息被泄露或者倒卖给第四方、第n方也不无可能。此外,即便是合理的信息在授权限度内被获取,这些搜集的用户信息之后到底又该如何保管,是否建立了完备的客户信息防火墙系统等等,物联网终端也应该向用户披露。但令人失望的是,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似乎只要求应用程序在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用户信息,但对如何使用和如何保存信息没有具体限制性的监督。

三、物联网发展中隐私权诉讼救济面临的障碍

用户的隐私权被侵犯后可以选择协商、调解、诉讼等救济方式,当事人双方全面协商和和解的方式虽说不至扩大隐私权受侵犯的伤害,但其执行效力并不高。相较于前两者,诉讼救济方式有着绝对的强制执行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诉讼救济也并不完美,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列举了以下几点问题。

(一)诉讼成本过高,缺乏高效诉讼通道

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其给予权利主体的公平结果同样应是经济合理的。这种经济合理不仅要从国家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谈,更为重要的是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来考虑,同时,诉讼中的成本与收益往往左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抉择及其在诉讼中的行为。就诉讼的本意而言,不难看出,其作为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当以经济合理化为主,尤以当事人的立场为重。现实中,当用户面临物联网隐私权被侵犯的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诉讼程序冗杂以及诉讼各项成本过高的问题。具体到本文,当事人若对被侵犯的隐私权进行诉讼救济,首先要考虑哪些法院对此案件有管辖权,再到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法院确定受理后,当事人需协调个人工作、学习时间等,到庭参加诉讼, 这一系列的过程无疑造成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均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承受不利的裁判后果的风险,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各方当事人分别承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在上述的第一条隐患中我们进一步推理,如果这些用户在信息泄露遭受损失后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则不可避免地负有举证义务。当用户进行举证时,必须说明物联网提供方和第三人达成了信息买卖交易,从而使自己的隐私权遭受了损害的事实。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根本无法形成有力证据可以证明二者进行了非法交易,被告方完全可以从用户的隐私信息泄露并非由被告方提供的APP造成的角度进行抗辩,质证环节上原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举证难成为原告的訴求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点。

(三)诉讼结果无法完全弥补损失

我国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赔偿责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三种救济情形。上述案例中,若用户被侵权后提起诉讼并胜诉,往往会获得小额经济补偿。从侧面可观原告即便胜诉,其诉求也不能完全被认可。同时我们还可设想:用户可以向其知晓的一个、两个侵权方提起诉讼,但在信息技术共享化的时代,无法确保非法获得用户信息的第三方不会向第四方乃至多方出售信息,而用户却无法对这些被泄露的途径完全知晓,因而维权难进行到底。

此外,从消除影响的角度看,用户信息泄露对其人身权产生的实际影响如果只从物质与精神损害上进行赔偿恐怕不能完全弥补所受损失,而对于实施隐私权侵害的一方来说,在其所获取的巨额利润背景下,这点赔偿不过杯水车薪。

四、物联网隐私权诉讼救济的完善措施

事实上,在国家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中的打击手段正是为规范信息网络的弊端而设立的,《网络安全法》的实行也的确减少了很多网络犯罪尤其是非法泄露公民信息使公民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但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只是隐私权要保护的一种,针对整个隐私权的立法体系并未完全建立,故笔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着重试图在物联网和隐私权的桥梁下规范该种侵权行为。

(一)将物联网隐私权诉讼纳入互联网法院进行审理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目的在于通过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将诉讼过程全部纳入换联网这一线上审理机制中。自2017年开始,目前在杭州和广州进行挂牌运行。互联网法院的受案范围是与互联网有关的民商事等案件,物联网作为互联网的延伸,其隐私权受侵犯所引发的诉讼救济自然也可涵盖在该受案范围中。

此外,物联网隐私权救济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成本,而在实体法院的线下诉讼中,由于一审二审要历时较长,原告反复到庭参加诉讼必然会增添其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特别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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